盛宣懷反對民間商辦鐵路，認為中國商人既無實力，又無遠識，是不可依靠的，主張鐵路國有、借外債築路。事實似乎確實如此，鐵路商辦以來，各地官紳缺乏人才、缺乏監督，許多集資被挪用、炒股甚至浪費、貪汙。清政府確立商辦國策已有3年，全國已有13家商辦鐵路公司，卻僅修建了不到100裏的鐵路，進展甚微。放眼世界，後起的國家如俄羅斯、德國、日本都曾走過鐵路商辦的彎路，失敗之後最終重走國有借款修建的道路。而在國內，1898年和比利時簽約後，長達1214公裏的盧漢鐵路9年完工，證明了這一模式的成功。
鐵路收歸國有的決定宣布後，輿論頓時嘩然，此時四川、廣東、湖南、湖北等地已經有不少民資入股，計劃投資白銀7000萬兩的川漢鐵路已經募集了1700萬兩，突然的國有令嚴重損害了股東的利益。民眾對國窮民困的憤懣和不滿終於爆發，引發了“保路運動”。
在“保路運動”中，商辦公司以反對外國資本侵奪中國主權為由抵製鐵路國有，取得了話語權，把民眾樸素的愛國情緒激發起來，形成一股聲勢浩大的運動，提出“誅盛宣懷以謝天下”和“路存與存，路亡與亡”的口號。
因而，當湖北新軍發動武昌起義，槍聲未落就立即得到了資產階級的支持和響應，清王朝以土崩瓦解之勢迅速覆滅。“保路運動”的肇事者盛宣懷成了清朝覆沒的第一號責任人。他被馬上革職，政治生命基本結束。
商人求財怕亂。在清末的地方自治與立憲運動中，全國各地的商會組織已經具有相當的影響力，不同程度地控製了城市的市政建設和管理大權。他們對清政府的腐朽不滿，但對武裝革命抱抵觸態度，擔心社會動蕩影響自身的利益。直到武昌起義爆發，不穩定的平衡狀態被打破，各地商會才在快速發展的形勢影響下轉向支持革命。
武昌槍聲一響，當地商界迅速行動起來支持起義。起義者向商人保證：虐待商人者，斬；妨礙商務者，斬；企圖關閉商店者，斬；促進貿易者，賞。作為對這一保護的回報，商人們參加維持秩序，組織民兵搜捕搶劫犯和縱火犯，並立即向起義者貸款白銀20萬兩。各商家一律開市，供給起義軍的夥食。
在上海光複中，上海商務總會及其轄下的商團發揮了主力軍的作用。上海商務總會為革命軍籌借經費300萬元，還成立節費助餉會，號召錢莊、商行與銀行捐款助餉，為革命軍籌措經費。商團隊伍參加攻打江南製造局、上海道、縣衙門，推動了上海的光複。
在廣州，兩廣總督張鳴岐為了保住自己的權力，宣布保持中立，並加強省的自治。他的計劃得到當地士紳的支持，卻遭到商人的強烈反對，他們集會擁護共和並宣布廣東獨立。不待革命黨人進攻，廣東當局被迫承認共和製度，廣東實現了“和平獨立”。
辛亥革命迅速成功，除了少數地區以外，大多數省份新舊政權的更迭並沒有經過較長時期的武裝衝突，應當說各地商人的功勞也應當記上一筆。他們在軍事上協同革命軍作戰，在財政和物資供應上支持革命，積極敦促當地官吏背離清廷，為辛亥革命的迅速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