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庭輝
回族經濟史的研究十分重要，但研究的曆史和現狀卻不能令人滿意，或者說與回族的經濟發展不相適應，可以說是大大滯後的。
回族學作為一門新的學科，正在興起並走向成熟。其中關於政治史的研究尚還紅火，文化史（包括伊斯蘭教史）的研究也正蒸蒸日上，然而經濟史研究則似乎顯得薄弱，甚至未引起足夠的重視。近年在關注文化史探討的同時，即對回族經濟史的研究，稍有所慮；讀了幾本專著和一些論文後，有所感觸，略談一二，或有不妥。
一、回族經濟史研究的回顧
回族經濟的發展，對回族的形成和發展至關重要。有關回族經濟發展的記載與研討，是伴隨經濟的發展而發展的。想我先民跋山涉水，或穿越荒漠，或漂洋過海，或被迫東遷，從西域（包括中亞、西亞）來到中國，以商業走四方，或“買田宅”，或“營屯”，紮根土地，與各族人民交流、融合，終於植根於中土，自立於中華民族之林，成為各民族大家庭中之重要一員。除了文化的沉澱（特別是伊斯蘭文化與漢族傳統文化之結合）外，其經濟基礎之牢固，是為重要的支柱。隨之而來，人們對其經濟發展也十分關注。唐宋時期對回回先民——阿拉伯人、波斯人等的商業經濟的描述就是一例；“胡人”“胡賈”識寶的傳說和神話，就是其商業經濟發展的一個折射。
一直到清末及民國初年，因長期以來人們將回回人誤當做“回教人”，不僅對民族的研究缺乏，且對民族經濟的研究，更是寥寥無幾。1930年日人桑原騭藏的《唐宋時代中西通商史》（後來馮攸譯為《中國阿拉伯海外交通史》，再後來陳裕青增訂為《蒲壽庚考》），此書通過阿拉伯商人蒲壽庚（有認為是占城人者）來華進行海上貿易的曆史，描述了唐宋元時期回回先民早期的海上交通的曆史，實際上也是一部回回先民與唐宋元王朝通商或商業貿易的曆史。此書之價值早有評論，此不多言，但有一點可以說，它在回回先民經濟發展的研究方麵卻開了先河。1937年，白壽彝先生在《禹貢》半月刊第7卷第4期發表的文章《宋時伊斯蘭教徒的香料貿易》之類，更是鳳毛麟角……至於日本帝國主義在侵華期間，為了侵略戰爭的需要，曾派遣一些人在東北、內蒙古、華北等地進行了大量的調查，寫了一些調查報告，可資參考，但說不上什麼研究。總之，自清末乃至民國時期，關於回族經濟的研究十分匱乏。
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到1989年前的近40年間，我們也做了一些調查研究的工作，還寫出了《內蒙古自治區朝鮮、回、滿族社會曆史調查報告》《廣東海南黎苗回族情況調查》《黑龍江省回族社會曆史調查》《青海回族調查資料彙編》《甘肅回族調查資料彙編》等。其中均有“經濟狀況”一節。由於時代的局限和人為的幹擾，這些調查報告，就經濟方麵而論，是非常膚淺的，或如人們所說的“水分不少”。當然像《解放初昆明回族社會經濟調查》《玉溪地區回族社會經濟調查》《雲南回族社會曆史調查》中的經濟調查材料，也是不可多得的、很有分量的。至於單篇的文章，也有一些好的作品問世。有對一個農村調查的，如江應梁先生的《滇南沙甸回教（應為回族）農村調查》，這樣的典型調查報告實不多見，該文運用社會學的方法，對沙甸農村進行全麵的調查研究，尤其注意經濟和農業生產的調查，且文辭生動，很是好讀，使人仿佛隨作者去沙甸周遊了一番。一些議論頗有見地，發人深思。對一個企業發展曆史的調查，如丁福亭等的《北京東來順羊肉館發家史》；對一個企業經濟情況進行調查研究的，如武樹滋等撰寫的《正興德茶莊經營概況》；還有對一個家族一個行業的經濟發展史的調查研究，如莊為璣等寫的《泉州宋船香料與蒲家香業》，都是難得的佳作，它們都將曆史與現實調查相結合，從一個側麵反映了回族商業貿易的曆史。至於穆寶修的《元代回回人的農業》、鄭勉之的《近代江蘇回族經濟概況》、穆德全的《元代回回人在河南的屯田》、穆寶修的《元代回回炮手軍匠》等文章，將一個時代或一個地區回族經濟進行了歸納與研究，這些雖是初步的，但其開拓之功不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