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知，企業知識基礎與學習能力之間存在著顯著正相關（r＝0.48，P＜0.01），這意味著企業的知識基礎對於它識別、獲取外部知識的學習能力有著重要的影響，研究假設1得到初步支持。集群企業學習能力與競爭優勢呈顯著正相關（r＝0.457，P＜0.01）；集群企業知識基礎與競爭優勢呈顯著正相關（r＝0.426，P＜0.01），這意味著學習能力對競爭優勢有著正向影響，研究假設2得到初步支持。企業的知識整合能力與競爭優勢和學習能力之間存在著顯著的正相關（r＝0.438，P＜0.01和r＝0.283，P＜0.01）。市場不確定性與競爭優勢之間存在著顯著的正相關（r＝0.270，P＜0.01），但技術不確定性沒有發現這種關係。此外，對控製變量的考察發現，企業年齡與集群企業學習能力和競爭優勢之間並不存在顯著的相關性，而企業規模與集群企業競爭優勢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
考慮到相關性分析隻能說明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關聯，而無法說明變量之間的影響大小及因果關係。為此，下麵將借助回歸分析方法來對研究假設予以檢驗。
二、回歸分析結果
本研究采用層次回歸（hierarchical regression）分析方法（Schwab，2005）對理論模型中的相關假設進行了統計檢驗。在回歸的過程中，筆者對回歸結果進行了多重共線性檢驗。變量之間的多重共線性程度通常用方差膨脹因子VIF（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的大小來衡量，通常認為在1～5之間可以接受，接近1為最佳（Baum，2006）。根據回歸分析的研究，隻有通過共線性檢驗，獲得的信息才具備可靠性和穩健性（伍德裏奇，2007）。
此外由於對調節效應的層次回歸分析（hierarchical regression）中需要加入多個交互項，而這將會帶來較為嚴重的共線性問題（Cohen等，2003），因此，筆者遵循以往研究的慣例（Schwab，2005；Tsai，2001；溫忠麟等，2005），將構建交互項的變量中心化後再進行乘積來計算交互項。
1.企業知識基礎作用與學習能力中介效應的回歸分析結果本研究以企業知識基礎為自變量、學習能力為中介量，采用層次回歸方法分析了集群企業知識基礎對學習能力的直接效應以及學習能力對知識基礎與競爭優勢關係的中介效應。根據表5.10的統計信息，所有的VIF取值都接近1，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在模型4中，企業知識基礎對學習能力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β＝0.38，P＝0.000），而企業年齡和企業規模對於學習能力沒有顯著的影響。
因此，研究假設1得到支持。
括號中數值為P值；VIF為所有四個模型中該變量在回歸過程取得的最大VIF值。
本研究采用溫忠麟等（2004）推薦的檢驗程序進一步分析了學習能力對集群企業知識基礎與競爭優勢關係的中介效應。筆者在模型4的基礎上，首先將競爭優勢作為因變量、知識基礎作為自變量設定了模型2，然後將學習能力作為自變量加入模型2得到模型3。依次分析三個模型的回歸分析結果可以發現學習能力的中介效應顯著：①在模型2中，集群企業知識基礎對其競爭優勢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β＝0.362，P＝0.000）；②在模型4中，集群企業的知識基礎對學習能力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β＝0.38，P＝0.000）；③在模型3中，集群企業的學習能力對其競爭優勢有著顯著的正向影響（β＝0.465，P＝0.000），同時集群企業的知識基礎對其競爭優勢在0.1的顯著性水平上存在正向影響（β＝0.186，P＝0.065）。由此可知，學習能力的中介效應成立，但它發揮的是部分中介的作用，即企業知識基礎對於其競爭優勢存在著直接效應，中介效應占知識基礎總效應的比重為48.7%。因此，研究假設2得到支持。
在上述結果中我們發現，企業年齡和企業規模對集群企業學習能力的影響作用不大，而關鍵的因子是企業的知識基礎。此外，集群企業的知識基礎一方麵以學習能力為中介變量促進企業競爭優勢的形成，另一方麵對企業競爭優勢也有著直接的正向效應，而企業年齡對競爭優勢並未產生顯著影響，但企業規模和競爭優勢之間存在著顯著的正向聯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