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學裏的教授有權利選擇開什麼課、用什麼教材。甚至美國很多教授上課是不指定教材的——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給學生上課時也不用教材——都是教授把自己的研究和學生分享，很多案例都是與時俱進的。比如說金融危機之後，美國政治學、金融學、社會學等很多學科都把金融危機搬到課堂上。華爾街原來的高層去大學講“金融泡沫”。雷曼兄弟公司原首席法務官現在在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兼職和學生回顧金融危機，上課時把學生分為幾組重演當時的情況，有些學生扮演學者，有些扮演企業CEO、政府官員等，一學期就回答一個問題，如果你是當時的決策者你會怎麼辦。對於眼下的全球經濟衰退，威斯康星大學教授門齊·欽眼下開了一門新課《大衰退對策》，學生們在課上分析經濟刺激計劃對就業、政府預算和國內生產總值的影響等議題。因為這些事情絕對新鮮，根本沒有教材，教授更多是和學生同時研究，讓學生知道思考和研究的過程是怎樣的，當然沒有標準答案。
博士大躍進導致教授水平參差不齊。美國平均一年授予博士學位4萬個左右，博士淘汰率大約是30%，也就是說有30%的在讀博士是拿不到學位的。我們幾乎是零淘汰，而且從2009年開始我們授予的博士學位數量超過了美國成為世界第一，並一直保持至今。博士生大爆炸不是偶然發生的，而是教育部計劃的，因為博士招生權和學校無關，每年教育部來定招多少個博士，每個學校分多少名額。這種批量產出的博士爆出抄襲論文的新聞就一點也不奇怪了。
職業教育被漠視，竟然不納入官方教育係統。如今大家都知道德國的職業教育非常棒，但是它其實也是在1972年才正式興起的。當時一些大公司在大學畢業生中錄用不到合適的一線管理和技術人才，於是奔馳、博世等幾家公司在德國巴登符藤堡州管理與經濟學院的基礎上創立了校企聯合辦學的新型學校。1975年德國政府迅速承認職業學院是繼大學、高等應用技術學院之後的“第三種教育機構”，將職業教育納入政府認可的高等教育範疇。隨後德國政府又承認職業學院的學位和本科學位是一樣的，這一決定更加促進了職業學院在全德範圍內的發展。1997年7月職業學院畢業文憑被納入歐盟“高校文憑準則”，職業教育學位獲得歐盟認可。
直到今天我們的管理部門依然覺得職業教育低人一等。和德國類似的企業辦的學校直接叫“技工學校”，根本不屬於教育係統，教育部也不撥經費，更沒有學位。其實他們學的內容和德國企業聯合辦學的專業課程都一樣，比如機床操控、汽車維修、船舶駕駛、烹飪、首飾加工等。在德國，16~19歲的孩子中70%選擇接受這種職業教育，在中國則是走投無路的農村孩子才去學這個，而且還要自掏腰包，畢業後教育部也不承認學曆，所以愈發沒人願意學這個。我就不明白，為什麼不能平等地對待他們，一定要分三六九等出來。
德國這種模式對我們是最有借鑒意義的，但是我們不學，非要學美國，最後弄得不倫不類。如果我們能像德國一樣有一半的人都能進入高端、精細的職業教育行列，我們的製造業就有高端的技術工人，一定不會停留在今天這樣的水平。
隻有解放大學，解放大學生，才能讓他們學到有用的東西。目前隻有教育部能決定開設哪個專業、停止哪個專業、給誰撥多少錢等，一切本該屬於大學的權利被剝奪。正常的狀態應該是，學校定課程大綱、課程標準。無論是德國還是美國，無論是公立學校還是私立學校，無論政府撥了多少錢，它都無權幹涉學校的“學術自由”。
這個自由包括兩方麵：大學管理上，政府隻有給錢的義務沒有管理的權力；教學上，教授有絕對自主權，任何人不能幹涉。我們要想達到這兩項標準隻能是教育部徹底放權才行。誰都承認我們中國的學生不笨，讓教育回歸本來的麵目，我們就能有德國那樣的製造業，有美國那樣的創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