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耘雖然從商，但無商俗，眉宇間透出謙恭、沉穩與彬彬有禮，那不停閃忽著的黑眼睛傳遞著誠懇、真摯，她的微笑就像窗外的陽光，散發著一股溫暖的力量，感染著周圍的每一個人。女人不能平庸、不能淺薄、不能俗氣、不能自卑；女人要有點傲氣、有點清高、有點角色意識，特別是要有自己生命的支撐點，這一切，在眼前的陳耘身上顯得尤其明顯，也構成了詮釋她人生的一個注腳。
事業如日中天的陳耘，在忙碌過後，總會有一陣陣的孤獨與迷惘襲來，她猶如一個迷失方向的小孩，想家，渴望家，渴望回到母親的身邊去，卻被那條無形界線擋在了家門口，似乎眼前橫亙的是一道深不見底的深淵，看得見家，也看得見母親，卻跨不過去。
她不知道歸家之路到底有多遠？
這種無助、迷惘的狀況一直持續到1997年7月1日。
人生最燦爛的季節
1997年7月1日淩晨，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香港的雄渾號角在維多利亞灣畔吹響了，正是這聲號角，把陳耘人生最為輝煌的第三個樂章奏響了，這是一個充滿凱旋壯麗音符的篇章，高亢、激昂，催人奮進。
香港回歸祖國懷抱，陳耘回家的路近在咫尺。然而，西方某些政客及媒體當時就擱出諷言對香港回歸、“一國兩製”進行說三道四，部分偏信西方謠言、認為自己的母體國家是洪水猛獸的香港同胞遷居海外的就達30萬之多，這種現象深深的震撼了陳耘，自己“少小離家老大還”的鄉愁與眼前的情景強烈的碰撞在一起，令她內心隱隱作痛。
主權的回歸不等於人心的回歸，人心的回歸才是最根本的回歸。百年殖民統治的曆史，導致港人對祖國文化的認同還不到位，深諳其中道理的陳耘決定傾其所能，從文化著手，用文藝的形式表達愛國情懷，發揮藝術的強烈感染力，借助舞台的魅力，宣傳祖國的曆史、歌頌祖國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以釋港人心中的疑慮，團結港人，喚醒他們心靈深處的愛國情懷，為民族的大融合“穿針引線，搭橋鋪路”。
夢想，注定要用一生來追求。陳耘深深明白這個道理，雖然離開內地，但她對祖國依然懷有深深的情感，她說：“我很愛中國的民歌，那股鄉味，那股情愫，令人神往。隻要是有利於香港社會‘人心回歸’，有利於香港繁榮穩定的事，就要不怕多做，不怕犧牲工作時間、休息時間來做。”
1998年，在香港回歸後的第一個春天，在廣州市統戰部、新華社香港分社、外交部特派員公署的大力支持下，經過幾個月艱苦的努力和籌備，由她組織執導的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在香港大會堂連續兩晚演出，現場近千名香港觀眾在台下熱情呼應，那一刻，台上台下，無論是內地人，還是香港人都熱情相擁，彙成了一股縱貫香江的暖流。置身其間，日夜操勞的陳耘在謝幕時動情地說：“這是我參與組織的活動辦得最好和最有影響性的一次，演出成功了，也算我為傳揚祖國的優秀文化藝術盡了綿薄之力。”
此後，陳耘擔任香港各界婦女大型國慶晚會“紫荊吐豔慶歡騰”合唱節目召集人至今；連續多年擔任香港工商界婦女慶“三八”活動文藝演出召集人和組織者；2001至2004年連續四年為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公室與廣東省、廣州市、珠海市、深圳市婦聯共慶“三八”節聯歡活動編排壓軸節目。從香港演到廣州，從大會堂演到中山紀念堂，從《東方紅》到《愛我中華》，陳耘通過舞台，用藝術的形式，將愛國的種子、愛鄉的情懷一路播撒……
除了文藝舞台，陳耘還有另外一塊更為開闊的“舞台”。受全國青聯中華兒女報刊社的委托，她在香港成立“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有限公司”“香港中華文化出版社有限公司”，接連出版發行了《我在共產黨內七十年》、《紅牆外的胡耀邦》、《我的父親鄧小平》、《葉劍英文革風雲錄》、《台灣是打還是和》、《風雲國防部》、《風雲政治局》《風雲大會堂》等一係列“紅色書籍”，其中《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還被作為2002年“香港十本好書”向廣大讀者推薦，這些書籍的出版和發行，引導香港廣大讀者通過這些書籍，了解認識祖國文化和曆史，反擊了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對中共主要領導人的歪曲之詞。同時也為《中華兒女》雜誌策劃撰寫《我見青山多嫵媚——訪愛國情深的霍英東、霍震霆父子》、《董建華主政香港300天》、《律政司司長梁愛詩“讓我們的法律製度更臻完善”》、《曾德成“一國兩製”中有香港人大代表參與國事及服務香港更廣闊的空間》、《訪人大代表費斐——從一點一滴做起》等一係列紀實性文章，為中央有關部門傳遞了關於香港最真實的社情民意。期間，由陳耘倡導組織、積極推動的有關香港與內地青年團體、婦女團體、文化團體和工商業團體間的訪問交流活動不勝枚舉，這些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香港同胞對回歸的疑慮和迷茫，拉近了大陸同胞與香港同胞之間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