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沒有一個完全成熟的宏觀理論模型來解釋這種類型的實際工資行為。正如前文所示，我們可以想象一個基於高流動成本的契約模型：每個雇員終身隻選擇一個雇主，且在離開工作崗位前他不能獲得回報，因此他獲得了一個終身雇用契約，該契約中規定了在失業和就業時的工資；對於公司而言，問題在於如何撰寫這樣的一份契約，使得雇員可以受到利潤最大化的激勵而保持良好狀態以隨時準備著被召集。當雇員處於混亂狀態且緊急警報發生時，公司不希望看到任何雇員無法用最佳的狀態去工作。如果某個衝擊減少了勞動力的真實需求價格，即有效勞動投入的影子價格的預期路徑下降，雖然公司無法改變現有雇員的契約，但它可以立即給出對於新招募的雇員更不具吸引力的條款。那麼，假以時日，公司花費在額外工作日或額外工作小時上的勞動投入的成本就會下降。
對於這類模型有什麼樣的理論研究呢？據我所知，是完全沒有的。我打算嚐試著去自己建立一個這樣的模型。當然，要建立這樣一個令人滿意的模型，是有很大困難的。這是由於，在該模型中年輕雇員將自己拍賣給了終身雇主，因此並不存在我們熟悉的青年人的失業。所有的失業都是由於他們的雇主沒有充分利用其帶薪雇員（雖然這些失業人員樂意接受在就業狀態下的工資減少，但並不能令其雇主相信這一細微的差別可以節約成本，這是由於它無法與工人失業時怠工或降低工作意願的激勵相兼容）。然而，這種失業可以在減少的收益中反映出來，並且它可能集中於年輕雇員中。
我們可能已經知道該模型在需求方是如何作用的了。盡管對勞動力的實際需求價格的負麵衝擊會造成失業率的上升，但它可以調動起一種自我修複的機製；這是由於失業的上升會使得實際工資不斷下降，從而導致勞動力市場均衡趨於下滑且沿著需求曲線右移。
除非需求曲線自身下滑的速度更快，否則會有趨勢重新回到（也許是未被改變的那個）穩態均衡失業率。
結構主義模型中從供給方出發的第三種處理方法是由關於失業的局內人-局外人理論所提出來的。此處的核心觀點在於“局內人”—那些在前一“時期”已經被雇用的人員以及那些可能被雇用來取代退休者（這些退休者有足夠的價值讓公司保留對他們的投入）的人員，將推高工資使其在約束條件內達到最高，局內人並沒有因此使得公司減少雇員的數量，公司仍維持著對總體人員配備的自主權；因此，工資會等於在當期開始時所預期的勞動力的實際需求價格（我認為此處沒有考慮風險）。如果一個不利的需求衝擊使得上期的就業下降，並且預期當期的需求保持在相同的低迷水平，工會就不會受到就業下降的刺激而減少其所要求的實際工資（公司必須降低當前所需的就業量來保持需求價格與工資相等）。因此，需求的恢複並沒有起到任何幫助作用。更進一步的是，如果人們預期需求會稍微有所恢複，工會就將迅速提高其當期的實際工資要求。在這種情況下，需求的恢複實際上會由於工資上漲而受到抵製。該觀點的變型，如議價模型（bargaining models）和資曆模型（seniority models），也給出了明顯類似的結論。
在此處有可能引用的文章中，除了已經提及的林德貝克和斯諾的大量研究，還有羅伯特·霍爾（Robert Hall）在1970年寫的一篇 為局內人-局外人理論做鋪墊的論文（我在1972年的一本書中提到有關滯後的主題時討論過這篇論文）。近期還有其他一些重要的研究，包括尼爾斯·高特弗裏斯和亨德裏克·霍恩（Nils Gottfries&；Hendrik Horn，l987），艾倫·德雷澤和尼爾斯·高特弗裏斯（Allen Drazen&；Nils Gottfries，1987），安德魯·奧斯瓦德（Andrew Oswald，1985），奧利維爾·布蘭查德和勞倫斯·薩默斯（Olivier Blanchard&；Lawrence Summers，1986a and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