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改革的曆史進程，中國經濟發生了極為深刻的變化：一方麵，現代化的進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另一方麵，社會進程的種種矛盾也更為複雜和尖銳。因而對於改革就難免有爭議，至少在對改革的共識上會產生嚴重的困難：要不要繼續改革？以何種曆史價值標準評價已經發生的改革？以怎樣的曆史價值觀推動改革？等等，都成為人們普遍關注的，同時又是社會發展亟須解決的問題。
一、改革帶來的社會經濟變化及改革本身的曆史性變化
（一）改革帶來的社會經濟變化集中體現在我國的體製變遷和經濟發展兩個方麵
就體製變遷而言，經過了30年的改革開放，市場機製已經基本上替代計劃體製成為中國資源配置的主要機製，價格信號也已經取代數量信號成為引導資源配置的主要信號。盡管這其中尚存在嚴重的無序和不公平競爭等問題，盡管人們對中國市場化進展的具體程度的量上的判斷還存在不同的認識，但承認市場機製對計劃體製地位的根本性替代是普遍的共識。同時，人們也普遍承認，中國市場化的速度在所有轉軌國家的比較當中，是較快的，尤其是與俄羅斯經濟轉型比較，一般認為中國市場化指數或經濟自由化指數高於俄羅斯；在國際貿易實踐上，承認中國為市場經濟國地位的國家已超過70個。
就經濟發展而言，中國經濟改革空前地促進了中國的經濟發展，無論是經濟增長的數量指標還是經濟結構變化的質量指標，無論是經濟發展程度還是社會發展水平，無論是絕對指標的進展還是相對指標的提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經濟的進步是前所未有的。GDP水平無論是總量還是人均，較改革開放以前的水平都增長了10多倍，按可比口徑計年均增長率達到9.8%以上。農業就業比重從改革開放初期的80%降至目前的43%左右。城鄉居民家庭消費結構中的食品支出（恩格爾係數）比重從改革開放初期的貧困狀態（高於60%），經過溫飽（50%以上），進入了小康（40%以上）。這一係列深刻變化，在中國的經濟發展史上的確是空前的，在發展速度上，即使放在世界經濟發展史的比較當中看，也是罕見的。
其實，要取得對改革的社會共識，首先必須回答的問題是：承不承認改革空前地推動了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中國的社會經濟進步是不是與改革開放有著極為深刻的內在曆史邏輯聯係？社會經濟發展是不是體製改革曆史的進步性的最為重要或最為根本的證明？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中產生的一係列矛盾和問題能不能從根本上否定改革開放的曆史進步性？改革發展中出現的矛盾和問題主要是市場化本身造成的，還是主要是由於市場化不夠深入、市場機製不夠完善所導致？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麵臨的矛盾和問題的客觀存在，是否定和批判以往改革的理由，還是進一步對未來改革深化提出的新的要求？這些問題的回答，在原則上都應按照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方法，從改革開放所帶來的社會變化的曆史事實出發來發現和解釋。
經過30年的改革曆程，我們或許能夠對我國改革進程的突出特點加以概括，那麼，以下幾個方麵的特點是十分突出的。（1）中國的改革在基本宗旨和體製目標上是尋求以社會主義公有製為主體基礎上的多種所有製共同發展的基本製度與市場作為配置資源的基礎性力量的資源配置方式的統一，即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可以說中國改革進程的真正困難，同時也是改革的根本特征，恰恰在於這種力圖統一生產資料公有製與市場機製的創造上，這一創造既是對傳統的西方經濟學傳統教條的突破，也是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否定公有製與市場相互統一的傳統的發展；既是對以西方價值標準所規範的所謂“華盛頓共識”的根本價值取向的批判，也是社會主義經濟改革的真正困難所在。（2）中國的改革在基本方式和進程上是遵循漸進式的原則，而不是采取西方學者所倡導的“休克療法”，這種“漸進式”的改革並不僅僅是價格改革或其他某項具體的改革采取了逐漸推進的方式，而是全方位地采取漸進原則：在二元經濟特征下顯著的城鄉差異突出的條件下，采取由農村逐漸向城市轉移的全麵改革；在企業與政府同時麵臨重要體製缺陷的條件下，采取首先以企業改革為核心然後逐漸向政府改革和社會保障體製改革等方麵轉移改革核心的方式；在企業改革過程中從以國有企業改革為主逐漸向非國有企業製度創新和改革轉移；在企業改革與價格改革兩個相互聯係但又有所區別的方麵，從價格改革為重點逐漸向企業改革特別是企業產權改革為重點轉移，並且再進一步向兩方麵同時推進改革轉變；在改革所處理的經濟關係的重大調整上，從分配關係調整的改革逐漸向生產關係的本質領域，尤其是產權關係方麵深入；在開放進程中，從沿海地帶逐漸向內地深入；尤其突出的是在價格改革上從“雙軌製”向全麵市場定價推進。總的來說在改革方式上是從最迫切需要改革的方麵入手、從局部入手、從相對容易取得共識的領域入手，逐漸深入並全麵展開。（3）中國改革的基本邏輯和根本目標是基於發展的要求並推動發展，如果說改革作為製度變遷屬於生產關係的變革，那麼，根據馬克思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生產關係的性質及其運動從根本上來說取決於社會生產力的性質和發展要求，中國的改革從一開始就明確以解放和發展中國社會生產力為根本目的，明確“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是第一要務”，也就是說全部改革在根本上服從發展的要求，改革的目標和進程應根據發展的要求，改革的成效應經過發展的檢驗。
（二）改革曆史進程賦予改革新的特征
改革是曆史的，那麼，經過30年的改革進程，改革本身發生了怎樣的曆史性變化？或者說曆史進程賦予了改革怎樣的新特征？
1.改革的核心或改革成敗的關鍵是否是企業改革，尤其是國有企業改革轉變為政府改革，尤其是中央政府職能的轉變？
改革開放伊始，我們明確提出，新時期的改革開放是以搞活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改革為核心，這一改革核心的明確與中國以往的體製調整所處理的核心問題根本不同。但經過1978年以來的改革曆程，還能說中國改革的關鍵或核心命題是企業改革，尤其是國有企業改革嗎？應當說，伴隨著非國有化的進展，國有企業資產比重持續下降，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已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因此，改革深入的關鍵與其說是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改革，還不如說更為關鍵的是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改革，包括政府職能的轉變及政策傳導機製的轉變等。
以企業改革為核心，尤其是以國有企業改革為全部改革的核心環節，在改革開始進行的時候，既具有重大的變革意義，同時也是當時曆史條件的規定。早在1978年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之前，計劃經濟時代的中國也曾有過若幹次較大的經濟體製調整，但所處理的基本問題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的相互關係，並未真正從製度上觸及企業，更未以企業改革為主要內容。之所以如此，重要原因在於，在我國傳統計劃經濟體製形成過程中，雖然以蘇聯斯大林模式為範例，但基於不同的國情，我們並未完全按照斯大林模式來建立我國的計劃經濟體製，其中重要的一點便在於，我們並未像蘇聯那樣強調中央的垂直集中管理，即所謂“部門主義”或“條條管理”，而是在強調中央垂直管理的同時，貫徹發揮中央和地方兩方麵積極性的“兩條腿走路”的方針，在中央集中計劃的前提下，各級地方政府擁有相當一部分權力，即所謂“條塊結合”。因而，一方麵相對於傳統斯大林模式更有利於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相比較而言更具活力；但另一方麵是我國計劃經濟體製長期存在“條塊之爭”的矛盾，協調這一矛盾相應地成為計劃經濟體製下曆次體製調整的主要任務，企業改革不可能被關注。與以往不同，中共1978年秋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改革目標，從一開始就明確了企業改革在整個經濟改革中的不可或缺的地位，提出“現階段我國經濟管理體製的一個嚴重缺陷是權力過於集中，應當有領導地大膽下放，讓地方和企業在國家統一計劃的指導下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應該著手大力精簡各級經濟行政機構，把它們的大部分職權交給企業型的專業公司或聯合公司”。正是由於將企業改革作為整個經濟改革的重要內容，使得新時期的體製改革無論是在深度上還是在廣度上，均是以往體製調整所不可比擬的。
經過30年的改革，國有企業改革經曆了幾個重要的階段。第一階段是自1978年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至1992年中共十四大的召開，這一階段國有企業改革的基本內容是“簡政放權，放權讓利”，先後采取各種措施擴大企業管理權限，並采取利潤留成、利改稅、承包製等多種方式擴大企業利益並規範企業與政府之間的利益分配格局。第二階段是自1992年中共十四大召開至2002年中共十六大的召開，這一階段國有企業改革的突出特點和主要內容在於以下幾個方麵。首先，既然中共十四大已明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是改革的體製目標，那麼，國有企業改革便要係統地、自覺地圍繞如何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展開，這樣國有企業改革的主要內容便從一般的管理權限擴大，從分配關係的調整，轉移到產權製度改革，轉移到所有製關係的改革，因而，對國有企業，尤其是大型和特大型國有企業的現代企業製度改造成為重要的任務，特別是在1993年召開的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對這種現代企業製度的特征和在中國進行現代企業製度建設的基本原則做出了明確概括，指出“產權清晰，責任明確，政企分離，管理科學”是我國國有企業進行現代企業製度改革的基本製度特征。其次，既然明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是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長期共同發展為基本所有製基礎，那麼，就不僅需要發展各種非公經濟，同時在國有企業改革中，特別是對相當大的一部分競爭性領域的中小國有企業，就可以也需要進行非國有的改造，即所謂“抓大放小”。中共十五大的報告對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所有製基礎做出了係統的闡釋。第三階段是2002年中共十六大的召開至今，這一階段國有企業改革的基本內容是，一方麵在推進國有企業現代企業製度，特別是企業產權製度改革的基礎上，推進國有企業的公司治理結構的改造和建設，進行規範的適應市場要求和國際開放經濟要求的股份製建設；另一方麵在強調國有經濟對整個國民經濟控製力的基礎上貫徹國有經濟“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在推動國有經濟戰略性轉移的過程中加速中小國有企業的所有製改造，對整個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分布進行戰略性結構調整。
此外，對大型和特大型國有企業進行現代企業製度改造和公司治理結構建設的同時，推動國有企業的產業組織完善，在相對明確國有資產出資人權益主體並分級行使出資人權利的同時，推動了國有企業的重組和兼並，改善了產業組織狀況，提高了市場競爭力和市場競爭的有效性。
伴隨國有企業本身改革的深入，國有企業麵臨的經濟運行環境也發生了顯著變化。第一，除石油、鐵路、航空、電力、鋼鐵、汽車等為數不多的行業還保留部分指令性計劃外，絕大多數國有企業已被推入市場，市場價格信號已成為調節包括國有企業在內的整個社會經濟運行的主要信號，市場競爭機製已開始成為調節企業行為的基本機製。第二，非國有經濟的迅速成長和對外開放度的不斷提高，尤其是加入世貿之後，對國有企業形成越來越大的市場競爭壓力。第三，財稅體製經過利改稅、包稅製、分稅製，再到對新稅製的改革和調整，在稅賦製度上，不僅國有企業的體製性優惠不再存在，而且其體製性負擔已成為影響其競爭力的重要因素。第四，伴隨國有企業改革從簡政放權到企業承包，從股份製改造到抓大放小的現代企業製度建設和非國有的改造，政府對國有企業的行政直接幹預逐漸減弱。第五，伴隨入世和資本流入量的增大，不僅加劇了外資在中國國內市場上與國有企業的競爭，而且進一步把國有企業推進國際競爭之中。第六，從撥改貸到債轉股，從直接融資市場的發育到間接融資市場的培育，從中央銀行的獨立到商業性銀行體係的構建，從政策性銀行的分立到多類股份製銀行的興建，國有企業的投融資體製和方式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其投融資的市場條件逐漸完善，市場約束力度逐漸加強。
當然，國有企業改革直到目前仍然存在一係列亟待進一步處理的難題。首先，如何真正有效地實現國有企業的政企分離，使之真正首先接受市場的經濟性質的規則所約束，而不是首先接受超經濟的行政的規則約束，也就是說如何把政企分離與政資分離科學地統一起來？其次，如何真正有效地構建國有企業的治理結構，使國有企業在權力、責任、利益諸方麵真正形成有效的製約同時又不乏充分的激勵？
但是，經過30年的改革，相對於改革初期而言，在整個經濟改革中，國有企業改革的地位已經曆史性發生著變化，對於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建設和改革進程來說，政府職能的轉變以及政府對國民經濟宏觀調控機製和方式的變化，越來越成為製約和決定市場化改革深入的關鍵所在；社會共同保障體製包括教育、醫療、養老、失業保險等方麵的社會製度的建立和完善，越來越成為社會製度變遷中的突出矛盾。甚至也可以說，國有企業改革在整個經濟改革中的地位不僅曆史性發生了變化，全部改革的核心命題不僅從國有企業改革逐漸向政府、社會改革轉移，而且國有企業改革麵臨的新問題的有效解決，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依靠政府職能的轉變和政府調控機製的改革，尤其是公共財政體製和貨幣政策體製的改革，依靠社會保障製度和市場環境的完善。
2.改革的基本內容是否由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係為主轉變為完善市場經濟秩序為主？經濟改革的基本任務是以市場經濟體製替代計劃經濟體製成為配置資源的基本體製，以價格信號替代數量信號成為配置資源的主要信號。因此，改革以價格改革為先導，以市場行為主體製度（企業製度）改革為首要，是改革的曆史必然。經過幾十年的改革，可以說到目前，盡管對於中國的市場經濟進展程度仍有認識上的分歧，但承認市場機製已替代了計劃機製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已成為普遍的共識。如果說在幾十年的改革過程中，從配置資源的支配力量上，從市場機製的作用範圍上，市場已替代計劃的支配地位；如果說在現代經濟生活中，市場機製即使作為主要的資源配置力量，也不可能存在完全的市場經濟，總會存在市場失靈的領域，因而市場化進度總是有限度的；那麼，市場競爭的公平程度、有序水準的提高，或者說市場經濟的質量建設則絕非幾十年時間便可以從根本上實現的，更是無止境的。因此，經過幾十年的市場化推進，我國以社會主義市場機製為體製目標的改革進程，已進入由數量建設為主，即以拓寬市場機製作用空間為主，轉變為以質量建設為主，即以提升市場化競爭的公平與有效性為主。市場機製的質量提升，說到底是市場秩序的建設和不斷完善。首先是市場競爭的主體秩序，主體秩序回答的問題是“誰在競爭”，其實質是企業產權製度；其次是市場競爭的交易秩序，交易秩序回答的問題是“怎樣競爭”，其實質是價格決定製度；主體秩序與交易秩序的統一構成市場經濟的內在競爭機製。對應於內在競爭機製，市場經濟外在的環境秩序建設同樣不可或缺。首先是市場經濟的法治秩序，即在法律製度和法治過程中如何對市場競爭機製和秩序加以保護的製度安排，畢竟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因為市場經濟在內容上是貫徹法權，在形式上采取普遍的契約；其次是市場經濟的道德秩序，即在道德精神上如何支持市場經濟文明，畢竟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因而以誠信為核心的道德秩序是市場經濟文明進程的客觀要求；法治秩序和道德秩序的統一，構成市場經濟最為首要和基本的外在秩序。顯然，社會經濟的內在競爭秩序和外在環境秩序的建設都是極為漫長的曆史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