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台灣自然書寫的線索
專題
作者：桔子
生態文學，百科中把它定義為“一種反映生態環境與人類社會發展的關係的文學”，它的特點是“以生態係統整體利益（而非人類利益）為最高價值”。這樣解釋或許有些一板一眼，對於不太熟悉它的讀者來說，容易顧名思義地把它想像為與生態、環保、科普有關的文學，“生態文學”這個名詞本身也略有拒人千裏之外的學術感。實際上，這個領域的寫作者們賦予了它一個更疏朗雅致的名字，稱“自然書寫”，它的視野十分廣闊，古時謝靈運開創的山水詩、牧鈴寫蛇與捕蛇者的的《瀟·悲·豔》、汪曾祺的《人間草木》、蔡珠兒寫花草禽魚的《南方絳雪》、美食家敢於胡亂所著的探尋雲南美味的《雲之味》、甚至美國作家威廉·凱特獲得雨果獎的長篇科幻小說《遲暮鳥語》、都屬於自然書寫範疇。文學這雙手總在潤物細無聲地滋養著人文世界。
自然書寫在台灣的發展比其它華語文學界更加豐盛，這片土地對於環境的覺醒比中國其它城市來得更早、也更強烈，1970年代中期至1985年間，台灣環境運動開始萌芽，當時的多氯聯苯中毒案、保護關渡紅樹林、保護恒春過境侯鳥等諸多生態事件，令作家們不再隻是抒情、而是以筆為戰，保衛家園，“無論是隱逸、田園、簡樸生活式的寫作，或是環境書寫，或是兼容觀察與批判色彩的自然書寫，都可以視為是對當時環境崩毀的一種覺醒，並且以書寫進行抵抗。”（吳明益《以書寫解放自然》）陳冠學的《田園之秋》、韓韓與馬以工的《我們隻有一個地球》、劉克襄的《旅次劄記》都是其中代表之作。八十年代末期，重要的民間環保團體紛紛成立，政府部分紛紛設立環保部門，環保意識開始成為被整個社會接受的價值觀，這些都離不開自然書寫者們超前的意識和積極的行動。
至九十年代，反核運動、保護自然資源、保護動物等生態運動更加如火如荼，而相關寫作者們則“一麵追尋可能解決此地環境問題的途徑，一麵追尋心靈中環境意識的深層對話”。（吳明益《以書寫解放自然》）經曆了長時間磨礪與蛻變的寫作者們漸漸將自然書寫變成了生命的一個重要部分，對社會的影響力也超出了紙筆之外。至新世紀之後，生態文學最重要的特點是，專業的科學家開始投入科普寫作，重新思考人與自然的關係，同時，“生態城市”、“生態建築”的探討也開始影響人們的生活方式。吳明益在《戀土、覺醒、追尋，而後棲居》中道：
這些作品，不論是顯性改善生存環境（有機農業、園藝；生態城市、建築），或是隱性改善生存質量（生態旅行、圖鑒；結合文學與科學的實踐）的書寫，都意謂著台灣的相關書寫已顯現出一種新潮流，那就是如何讓我們棲居的島嶼變得更適宜人居……而在漫長的追尋後，各類型作者將他們的專業、經驗，與想象結合，既觀察這個島嶼，也期許這個島嶼，重新成為適合人居之處。
前文提到的東晉末年的詩人、山水派詩歌開創者謝靈運，是位身世高貴的才子，年輕時在京城任職，但到了快四十歲時卻因排擠而離京去往永嘉（今天的溫州）出任太守。此去他心中孤獨失意，建功立業的抱負仿佛漸漸遠去，次年染疾，於是辭去官職。那個春天，他臥於榻上，心裏渴望仕進功名卻不得，臥病在床每日昏睡，連季節氣候的變化都不曉。偶爾登樓眺望，看采采流水，蓬蓬遠春，原來已經冬去春來，不知不覺池塘已經長滿青草，園中柳樹上唱歌的鳥兒也不是早先那幾隻了……到這裏，便是謝靈運那首《登池上樓》中的兩句“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
這兩個看似普通的詩句成了千古名句。那個時代詩人寫詩流行用典，典故越稀罕、晦澀，越是得意，力氣費在虛榮之處，這首《登池上樓》也處處典故埋伏，但到了“池塘生春草”這兩句時，忽然春意蓬勃了起來，蒙蒙春草讓他忘了世俗的較勁，是生命力的蘇醒，這兩句詩也恰是詩人自己的“池塘生春草”，自此，他從晦澀機械的寫作環境裏破土而出，漸漸成為“山水詩”的開創者。
一千五百年之後台灣自然書寫也是某一種“池塘生春草”，在工業化風起雲湧的時代裏，自然書寫的生命力漸漸蘇醒萌發，寫作者的蘇醒還動了社會進程的蘇醒，世界為他們打開了一個新的維度，這一切，最終成為這片土地獨樹一幟的文學力量。
參考資料：吳明益《以書寫解放自然》、施信民《台灣環保運動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