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水災外，還有旱災、蝗災、地震、風暴、大雪、冰雹及傳染疾病等。這些災害亦不亞於洪水對天津外貿的影響。1876年到1878年華北連續三年大旱致使“田無棲粟，家無儲糧”，天津外貿出口大減，進口猛增。1875年洋米進口為8.5萬擔，1876年就達57.6萬擔，1877年又猛增為105.1萬擔。1920年“數月不雨，遂赤地千裏，寸草不生，誠中國稀有之巨災也。災區幾遍直、魯、豫、晉、秦五省，計其袤達145000方英裏之巨”，無衣食之民上千萬。是年天津出口土貨比上年減少37.6%，進口比上年猛增。這些都說明災害對天津進出口貿易影響是巨大的。
1920年甘肅大地震，海原諸縣相繼塌陷，人民死亡者屍骸山積，其場麵慘不忍睹，危害之大波及四方。是年天津進出口貿易波動甚大，出口棉花比上年減少50%，進口糧食麵粉比上年增長11倍還多。
1910年和1911年間滿洲發生鼠疫，從哈爾濱蔓延到沈陽，疫情相當嚴重，有向關內蔓延之勢。為防範起見，津埠限製往來關內外的商賈行人，致使東北和華北兩地商人被迫暫停了商務往來，直接影響著天津進出口貿易。
1918年內蒙、山西兩地及直隸大部發生了相當嚴重的肺炎，1921年又沿津浦線傳至山東及直隸南部地區，迫使津埠關閉了與上述地區的貿易往來，天津皮毛和山土貨出口頓時銳減。
1919年夏季，蔓延整個北方之霍亂，在天津演變成一場時疫，嚴重影響經、商、貿往來，天津外貿亦受影響。
綜上所述，各種自然災害是直接影響天津外貿發展起伏升降的重要原因之一，亦對人民生命財產造成了嚴重損害，必須嚴加防範，隻要處置得當是可將災害降到最低程度，否則後患無窮。
（本文撰於1991年夏，未刊稿）海河幹流的綜合治理與近代天津對外貿易。
海河是由五大河流（北運河、南運河、永定河、子牙河、大清河）彙流而成，它穿流津市中心城區東流入海。海河幹流是指三叉河口（金鋼橋）至大沽口灘入海處的72千米流域。這段河流在北寧路出現前是近代天津外貿貨運出入市區河岸碼頭的黃金水道，是近代天津外貿發展的生命線，對近代天津外貿發展有著決定性的作用。海河水係像把扇子式地滿布於華北地區，特別是河北全省，鐵路、公路出現前它是勾連天津口岸與腹地間唯一交通，是貨物輸出入唯一通道。由於華北地區雨量集中，常引發山洪暴發，洶湧澎湃的大洪水將黃土泥沙衝入海河，使海河航道及大沽口灘泥沙大量堆積，承擔進出口貿易貨運船隻多不能出入海河往來於市區河岸碼頭，進出市區河岸碼頭的貨輪除小型者外，多停泊在大沽口外的海麵上，少數停泊在塘沽碼頭。停泊在大沽口外的眾多貨輪所載運的貨物全賴拖駁船隻往來於津、塘、沽間進行過駁，此等情景雖大大有利於駁運事業繁榮，卻非常不利於天津外貿發展。1884年到1886年海河淤塞達到極點，最小貨輪也不得不將所運之貨卸到駁船上；1897年海河成了“一條幾乎無用的航路”了，泥沙淤塞使海河水深隻有5-8英尺，“三月以後隻有一艘貨輪”駛入市區河岸碼頭；1898年河道完全閉塞，無一艘貨船開進市區河岸碼頭；1899年塘沽以上有近30千米河道幾乎不能通航，全年隻有兩艘貨船開到市區河岸碼頭；枯水與結冰季節就得斷航。海河如此嚴重泥沙淤塞給天津外貿發展帶來嚴重威脅，危及著各國同天津貿易，引起中外有關人士關注，紛紛倡議修善海河及大沽口灘航道。1890年天津海關稅務司德璀琳向當時直隸總督李鴻章建議，由美籍工程師林德進行一次水文地理觀測，並提議從關稅收入中支出白銀100萬兩，作為治河經費。由於天津人民反對外國人插手中國事務而作罷。1897年直隸總督王文韶鑒於海河航道已嚴重影響著天津經濟、城市和外貿發展，在同各國駐津公使團磋商後，成立了由公使團、海關和中國三方代表組成的“海河工程委員會”（即“海河工程局”），“都統衙門”統治天津時根據《辛醜條約》改組為“國際共管”的“海河工程局”，專行疏浚工程。經費由清政府撥銀10萬兩，英工部局發行15萬兩公債（由彙豐銀行以年息六厘供給資金），共25萬兩作為治河基金。1901年1月至1902年8月“都統衙門”每月撥銀5000兩，中國政府從關稅收入中每月撥銀6000兩。“海河工程局”從成立到1928年間共花耗白銀4000多萬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