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時期天津進出口貿易多經上海等通商口岸轉出入，直接進出口貿易很少，1867年前天津市場上的外國貨物幾乎要通過上海等通商口岸轉口而來。據記載：“1866年上海進口的棉製品一半是運到天津和煙台的，天津貿易的四分之三是棉、毛製品。為了省錢，北方的許多中國商人派人來上海采購這些紡織品。”直到1875年天津直接進出口貿易為當年進出口貿易值的23.37%，有76.63%的進出口貿易值要經上海等通商口岸轉出入。1889年直接進出口貿易值為進出口貿易值的17.66%，竟有82.34%的進出口貿易值要經轉口出入。1899年分別是32.77%和67.23%。直接進口洋貨值比重更小，1878年為洋貨進口總值的9.93%，有90.07%的洋貨值要從上海等通商口岸轉口而來；1899年分別是26.56%和73.44%。“1894年，天津進口洋貨淨值2177萬（海）關兩，其中直接從國外進口淨值僅455萬（海）關兩，而由上海轉口輸入的則達1311萬（海）關兩，達天津進口總值的60%。”土貨直接出口值占土貨出口總值1879年為0.17%，1899年是5.62%。由此可見，這一時期天津外貿成了上海對外貿易的附庸。盡管19世紀80年代起天津外貿有了較快發展，直接貿易由1889年占進出口貿易值17.66%上升到1899年32.77%，經由上海等通商口岸轉出入口貿易在減少，但經上海等通商口岸轉出入口的間接貿易，始終占了這一時期天津外貿的主要部分。
這種情況出現：第一，天津當時尚不具備直接對外貿易條件。1881年前天津沒有銀行，貿易資金、貿易結算、貨幣彙兌全得在上海解決。經營天津對外貿易的洋行多是上海的外商洋行設在天津的分支機構或代理行，天津對外貿易實際上就是上海外商洋行對外貿易的組成部分。中國商人所從事的天津對外貿易大多是在天津同外國商人或洋行進行的，也有在上海同外國商人或洋行進行的，少有直接同國外貿易機構或商人進行的，就是天津外國商人和洋行與國外貿易機構直接進行的貿易也不多。第二，天津與腹地交通運輸條件很差，遠洋航運又不發達，航行歐美國家船隻多在上海起航。當時天津港口碼頭及海河航道條件不佳，遠洋貨輪多不能駛入市區河岸碼頭。第三，上海是中國對外貿易基地，是中國沿海、遠洋航線最適中的港口，是東方國際貨運終起點之一，各國“凡行銷北方及長江各埠之洋貨，輒先運滬存儲，以便轉運外埠”。從上海轉運到華北各口岸的進口貨值1877年占了上海直接從國外進口淨值的20.73%，1887年升為30.57%，1894年是22.97%；華北各口岸經上海轉出口的貨值，1877年占上海出口總值的13.15%，1887年為27.07%，1894年是19.33%。第四，上海是列強對華侵略掠奪最大基地和大本營。上海外商洋行1859年已達75家，其中經營進出口貿易的就有62家；上海外商銀行1860年已有6家。此外，外國人在上海開設的商店、行棧以及從事貿易活動的機構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