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後，美國以其政治、軍事和經濟實力控製了中國，迫使中國同其簽訂了新的不平等條約。其中尤以1946年11月簽訂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簡稱“中美商約”）為甚，將中國置其絕對保護之下，天津外貿即為其所壟斷。美國在天津外貿中所占比重，進口1946年為70%（走私除外），1947年是68.37%，1948年為65.75%；出口1946年為70%，1947年是62%，1948年達70.68%。
抗戰勝利後天津外貿出現過複蘇，不過這種複蘇隻能同太平洋戰爭時期的最低年代相比較而言，1945年天津對外貿易完全停滯了，1946年恢複了對外貿易，1947年就超過了太平洋戰爭時期最高年的1942年水平。1946年到1948年間天津外貿情況是：以美元計，1946年為33645003美元，是1942年的91.67%；1947年為36727695美元，超過1942年水平；然而1948年下降到12874343美元，是1942年的35.07%，雖比1944年高出166.38%，但同1947年相比卻下降了185.27%，比1946年乃下降了161.32%。
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此間進出口貿易貨值處在起伏波動的下降中，進出口船隻噸位量卻呈現上升勢頭，1946年為1172244噸，1947年升為2405125噸，1948年再升為2819352噸。這種反常現象出現的原因有三：一是國民政府發動內戰後從天津口岸輸入大量軍用物資；二是國民政府推行搜刮民財政策，迫使華北尤其是平、津地區大資產者積極向南轉移財產；三是國民政府在軍事上的節節敗退，政權處在搖搖欲墜中，平、津地區軍政要員、官僚、社會“賢達”以及大資產者紛紛舉家南逃，當時南逃之路僅海道一途。這些都是進出口噸位量急劇上升的重要原因。可見，當時天津口岸船隻噸位量增加並非是天津外貿發展的反映，倒是國民黨政權在華北、平、津地區覆滅的先兆。
1946年和1947年天津外貿出現複蘇原因：
一是國內外形勢有利天津外貿發展。戰後各國對有損外貿發展的政策和措施統統加以廢除、修改或調整；二是八年抗戰華北城鄉積壓的大批農、副、土、特產品急於運津出口，同時又渴望得到從天津口岸進口商品；三是戰後美國以各種名義將剩餘戰略物資傾銷中國市場，大量美貨源源不斷從天津進口銷往華北各地；四是國民政府最初采取放任自流的外貿自由化政策，鼓勵進口、自由出口，對進口幾乎不加任何限製。
1948年天津外貿進入低穀原因是多方麵的，但國民政府推行“獨裁、賣國和內戰”總國策則是最根本原因。內戰爆發後，國民政府在平、津地區實行軍事管製，對平、津地區近百餘種物資進行軍管；出入天津的物資需持有軍管當局發給的物資移動“許可證”，否則連人帶貨一並扣留。這樣，天津就從一個中國北方最大外貿通商口岸變成了與外界隔絕的死港。內戰爆發後，華北成了必爭之地，華北鐵路和公路及水運交通就處於雙方爭奪與控製之中，因之常常中斷。交通運輸的中斷，內銷物資不能由津運入內地，內地物產不能運津出口，經天津口岸轉出入的貨物這時隻得改往他口出入。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48年底。
綜上所述，近代天津外貿發展變化，無論是興起時期、發展時期還是衰退時期，也無論是上升還是下降，都始終是殖民主義者和帝國主義者對華經濟侵略掠奪程度的反映。（原載《天津史誌》1993年第1期）。
近代天津對外貿易興起時期的基本特征：近代天津對外貿易興起時期是指1861~1899年這一時期。這一時期天津外貿的基本特征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質的貿易，上海對外貿易的附庸，英國控製了天津對外貿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