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主導機製理論是繼中性機製、聯姻論之後的市場社會主義理論的又一重大突破。在60、70年代，市場社會主義學派或某些西方學者還未打破前一階段形成的市場機製與計劃機製並列的折衷主義的二元機製論，持這種觀點的代表人物有荷蘭的W．凱澤（主張自發的市場機製和中央投資宏觀經濟政策相結合的“混合社會主義經濟模式”）、意大利的F．維多（提倡建立含市場機製的計劃經濟）、法國的萊·阿隆（主張市場和計劃相結合的“混合經濟”）、美國的格雷戈裏和斯圖爾特（市場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因素和非社會主義因素的結合體）等。
澳大利亞的J．維京斯基強調指出，市場社會主義可以具有不同的形式，但是實質上它表現出這兩種機製的和平共處，甚至是互相補充的協調一致的合作。
市場社會主義者在80年代實現了理論上的突破，主要在於從以往倡導的二元機製論上升為市場主導機製論，強調主要通過市場來實現社會主義，從而明確指出市場機製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主導機製或資源配置的主要形式。市場主導機製論的主要鼓吹者是英國市場社會主義學派。他們的第二個目標是要啟動一種對社會主義思想進行激進的重新取向的工作，不僅應力圖克服社會主義思潮中由來已久的反市場傾向，抑製社會主義國家所特有的用中央集權手段和計劃方式幹涉經濟的傾向，而且進而把市場視為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主導機製”。
他們詳盡剖析市場機製和計劃機製的優點與弊端。在他們看來，計劃機製和市場機製都是各有利弊的不完善的機製形式，因此新古典學派崇尚純粹自由放任的市場機製是一種不可取的極端形式；大多數激進學派人士崇尚純粹計劃機製形式也是不可取的極端形式，正確的答案是：“各種經濟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都運用市場也運用計劃……問題在於這兩種機製中何種為分配資源的主要方法：是市場還是計劃……如果將市場作為主要的經濟機製，計劃就能在必要之時或必要之處加以運用，如果將計劃作為主要的經濟機製，市場機製就會式微，而且弱小到不能夠有所作為。中央計劃體製必然會壓製和損壞市場機製以及市場興旺所賴以為根本的主要特征（冒險精神、企業家精神、競爭精神），最好是將市場作為主要的交易機製，隻是在需要之時才有非市場機製對它進行補充。”
換而言之，市場是社會主義經濟運作的“主導機製”或“交易機製的主導形式”，計劃（而且主要是指導性計劃）隻是補充性的機製，它能改進市場的作用，而又沒有威脅要取代它作為主導的資源配置機製，即應該大力發揮市場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的核心作用、基礎作用或導向作用，計劃或政府幹預機製僅僅在這種主導形式不能有效發揮作用時才啟動。
市場主導機製論無疑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不能因此貶低計劃機製或政府宏觀調控的重要性，應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社會主義市場主導機製論是與西方主流派經濟學家鼓吹的混合經濟論有區別的。後者是講市場取向的資本主義主導機製論。市場社會主義學派的上述理論，與法國學者布羅代爾的物質文明-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三層分立模式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值得一提的是，法國年鑒學派的第二代傳人費爾南·布羅代爾在其巨著《15-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1979年）中，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曆史演變過程為其宏大背景和精湛注腳，提出了物質文明-市場經濟-資本主義的三層分立模式。在布羅代爾看來，市場經濟是透明度很高的現實，它是指鄉村活動、作坊、工場、店鋪、交易所、銀行、交易會，當然還有與市場相聯係的生產機製和交換機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