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於軾蘇洪濤（蘇東）我很早就認識。那還是在1999年的時候，他提出了一個理論，認為中國人過分節儉的作風是經濟發展的一大危害，為此他還寫了一本書，書名是《走出節儉的誤區》。當時我很不以為然，因而與他有過爭論。那時我認為節儉有利於儲蓄，有利於投資，有利於擴大再生產。經濟的發展就得靠儲蓄。他未能說服我，兩人也因此結緣。中間也看過他寫的另一些文章，很有力量，犀利，有見地。對他，我不光是欣賞，而且還一直有些驚奇，雖然他並沒有受過特別好的教育，但對很多問題卻能夠直覺式地看出其內在本質，這也常常讓我感歎其過人的才華。我還欣賞他的為人，既能尊重別人，又能約束自己。所以還為他介紹過工作。
關於節儉和消費的矛盾，我到最近才想通。長期的節儉確實對經濟發展是不利的。從動態的發展看，消費不足可以用投資來彌補，到了下一周期，生產能力因為上一期的投資而擴大，但是消費依然不足，還要用投資來補足，於是下一周期需要更多的投資。如此循環，造成為投資而生產，而不是為消費而生產。全社會陷入越來越大的投資陷阱和麵臨生產能力過剩問題。這正是中國當前一個重大的經濟問題。我們的經濟增長非常成功，可是百姓的生活改善卻有限。高增長和低消費，就是儲蓄過度的結果。
在2009年9月份的時候，洪濤跑來我家裏一趟，跟我說了他要寫這本書的想法。最初我是有些反對的，因為初聽上去這像是一本流行的民族主義方麵的書。但是，聽他認真解釋之後，我就釋懷了。他的基本觀點我是認同的。中國經濟的成功有許多因素，大家都談過了。但是中國人的勤勞卻很少有人提到過。其實這一點極其關鍵。如果我們比較一下中國人和外國人，或者比較一下有儒家傳統的人和受其他傳統影響的人，這個特點就很明顯。中國工人的生產效率高，聽話，吃苦耐勞。這些特點是有利於經濟增長的。中國人對很薄的利潤也會不辭辛苦地追求。最典型的是溫州人和四川人。
改革開放初期，浙江人跑到全國各地彈棉花，西到新疆，北到黑龍江，到處都有浙江人的蹤跡。彈棉花賺不了多少錢，但是他們肯舍得遠去萬裏之外，追求那一點點微薄的利潤。改革開放後，溫州人跑遍世界各國，在十分困難而且危險的環境下求生存。四川人也不怕吃苦。重慶的棒棒隊，一個瘦小個子能挑150斤的貨物，能爬很陡的坡，非常讓人感動。這種精神是世界上少有的。這種傳統可能和生活環境的艱難有關。因為這兩個省都是人口眾多、資源稀缺的省。
全局而觀，和別的國家相比，中國就是一個缺乏資源的地方。這一現狀也造就了中國人吃苦耐勞的精神。這種精神一旦有一個良好的市場環境，就能發揮出巨大的力量。
“文化大革命”結束時中國的落後局麵也為以後的經濟改革成功打下了基礎。特別是在農村，從一個極低的水平出發，任何改善都能受到歡迎。改革開放30年中中國最主要的勞動力是進城打工的農民。他們為中國建造了無數的高樓大廈、道路橋梁，為中國積累了兩萬多億美元的外彙儲備，挖了上百億噸的煤。一切最苦最累的活都是他們幹的，不但流汗而且流血。而他們的所得卻隻是一份極低的工資，但是比起以往在農村吃不飽的情況，還是有了根本的改善，所以沒有發出任何抱怨。隻有當這點微薄的工資有時還被克扣時，才會提出微弱的抗議（往往以自殺為代價）。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有這樣數量的幾乎無限的、勤勞平順的勞動力。從這一點來看，中國的改革是別的國家無法模仿的。
但是在30年後的今天，情況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現在進城打工的農民已經不是吃不飽的農民，而是有著更高要求，權利意識也逐漸覺醒的一群人。如果認識不到這一逐漸發生的變化，仍然用老舊的勞動政策，是肯定會碰壁的。
關於中國人的勤勞在中國經濟發展中所起的作用，我覺得特別有價值的是，過去對這點很少有人提到，而蘇洪濤在這本書裏卻著重做了強調，我認為這是非常可貴的。
2009年1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