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為明顯的事實是，1998年，中央政府大規模地使用了政府投資政策手段，運用財政政策増加國內投資，擴大國內需求，抵銷或緩解亞洲金融危機對我國出口需求所造成的不利影響，並且填補居民消費支出不足所導致的宏觀需求缺口。
2.告別短缺經濟之後，政府對工業經濟運行的調控從主要著力於増加產量，轉變為更注重對部分行業實行總量控製，特別是對生產能力過剩的行業實行限產、壓產。近期以來，紡織業中的棉紡、毛紡、絲綢以及煤炭、鋼鐵、建材、煉油等被列入重點控製（限產、壓產）範圍。1998年，紡織行業全年壓縮淘汰棉紡紗錠512萬錠，分流下崗職工66萬人。從鼓勵増產到實行限產、壓產，突出地表明了政府對工業經濟運行進行調控的著力點和政策方向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3.告別短缺經濟之後，政府的工業品價格政策從以高價限製為主轉變為以低價限製為主。在短缺經濟條件下，絕大多數工業品都有價格向上漂移的動力，為了避免價格過度上漲所導致的矛盾和過大社會代價，政府通常需要對工業品實行抑製價格過快、過度上漲的政策。而在告別短缺經濟之後，絕大多數工業品都失去了價格向上漂移的動力。相反，由於企業之間的激烈競爭，降價手段可能被過度使用，甚至產生低價傾銷的不公平競爭行為。因此，政府開始試圖運用某種政策手段來阻止或限製價格的大幅度下降。這種政策手段包括：以行政手段製定某種產品（如平板玻璃）的最低價格；製訂行業統一價格並規定最大折扣幅度；指導行業協會製訂行業協調價格“自律價”和最大浮動幅度；鼓勵企業進行價格“自律”等等。當然，政府對工業品價格的低價限製是否能產生有效的作用，是個難以獲得統一認識的問題。不過，政府的工業品價格政策的調控意向從以高價限製為主轉變為以低價限製為主，畢竟表明了政策特征和政策性質發生了重大改變。
當然，對一些壟斷行業的價格管製政策同對競爭性行業的價格調控政策有很大的區別。壟斷性行業具有比競爭性行業強烈得多的通過維持高價格獲取利潤的動機，也有製定壟斷價格以獲得壟斷利潤的條件和可能性。對於這樣的行業（如電力、煤氣、自來水等），政府仍然保持以高價限製為主的政策調控意向。
近年來，一些行政性壟斷行業（有的可能不屬於嚴格意義上的工業）受到越來越強烈的批評。其中，最突出的是“中國電信”憑借其壟斷地位所進行的價格盤剝和掠奪性定價，已經是怨聲載道，成為眾矢之的。1999年3月1日實行的郵電調價也被新聞界批評為“名降實升”而且，結果是“郵電資費總體水平大幅度上升。”在全社會價格總水平下降的條件下這是一種很不合理和很不公平的行為。（1）政企不分的體製和政府主管部門的自利性是導致不合理價格行為的主要原因。因此，對這些行業進行產業組織的徹底改革已提上了中央政府的議事日程。
4.信貸政策從主要著力於支持生產，轉變為同時也注重鼓勵消費。在短缺經濟條件下，幾乎所有的信貸政策和信用工具都是為了支持生產，消費行為根本不在信貸政策的視野之內。告別短缺經濟之後，國內消費需求偏低成為我國經濟増長過程中的一個現實矛盾。目前中國相對經濟過剩不僅表現為一般市場經濟所具有的供大於求特征，而且表現為中國經濟特有的消費需求不足特征。
（1）消費傾向較低，儲蓄傾向很高。世界大多數國家的儲蓄率為15%一25%，即使是作為世界高儲蓄國的日本和東亞各國，儲蓄率也一般為30%-35%，而90年代，中國的儲蓄率卻高達40%以上，成為一個“世界奇觀”。
（2）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和儲蓄存款的70 %以上集中於城市（市區）。1996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中，城市（市區）占70.2%；如果包括縣城，全部城市的消費品零售總額占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90.0%。1996年底全國城鄉儲蓄存款中，城市（市區）占70.7%；如果包括縣城，全部城市的儲蓄存款占全國城鄉儲蓄存款的91.8%。我國消費需求和潛在的購買力偏於城市，而農村消費需求和潛在購買力低下，製約了全社會消費需求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