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古希臘采用的是直接民主。遇重大事項就組織全體自由民眾或從大街上隨機選擇一百至幾百人參與投票。領土廣大、居民人數眾多的國家想采取直接民主，溝通、討論變得困難，比如幅員遼闊的美國。解決方案是選民從身邊選擇較熟識的、有機會充分溝通的、相對理性專業的精英們進入議會（如美國的眾、參兩院），決定國家的大政方針。
在網絡高度發達的今天，一家網站就能滿足上億人同時在線，直接民主似乎又有了可能：各種觀點方案在網上公布並得到充分討論之後，選民實名上網投票，結果在瞬間被統計彙總。事實上，網絡輿論左右政策的跡象已經顯現。小到南京抽天價煙的局長被“人肉”出來，大到房地產調控，無不折射出網民的好惡。一個公共事件經網絡熱議、發酵後，如果能形成較為一致的意見，政策製定者和執行部門就會在一定程度上順應民意。雖然簡陋，沒有規範化和製度化，但直接民主的萌芽已在中國社會出現。
問題是多數人的意見並不天然地正確，更不是無條件地正義，也沒有連續性、穩定性可言，並且非常容易被操縱。今天網上公投向開發商征100%的暴利稅，明天判定蒜商必須“斬倉”，隻迎合多數人的一時之快。這是典型的暴民亂政，危害甚至超過君主專治。與其由暴民來決定國策還不如讓康熙“掌舵”。
民主是好東西，但取得好效果是有前提條件的。論語名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直被作為孔子“愚民政策”的主要罪證。其實，古文原本沒有標點，今人根據自己的理解加上去了。理解不同，標點也不同。康有為、梁啟超是這樣斷句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竊以為更符合孔子的本意。在論語第十三章《子路》裏說：“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教”不就是“知之”嗎？如果孔子在第八章的意思是，不需要讓百姓知道為什麼，驅趕他們服從命令就是了。怎麼可能在第十三章說，沒有讓民眾明白為什麼要去戰鬥和怎麼去戰鬥就把他們驅趕上戰場，是拋棄他們。孔子說：“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也就是說要“培訓”七年才可以上戰場。更明確的說法是回答冉有的問話：“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說：“教之。”總之，康、梁並沒有曲意美化聖人，而是孔子確有愛民教民的情懷。且古今中外學者，即使不讚成孔子主張，即便在史無前例的“批孔”時期，也難以否認其教育家地位。如果孔子主張愚民，為什麼花大半生的精力教育弟子？
有意思的是，古希臘的聖人蘇格拉底反對暴民亂政而於公元前399年被毒殺，他的學生柏拉圖從此遠離政治專心教書育人。柏拉圖從老師的死深切地感到未經教化的民眾“不可使”，於是轉而從事“知之”的工作。還有魯迅，他是近代對中國的民族性了解最深刻的人，棄醫從文為的是讓民眾“知之”。毛澤東不也是從湖南農民運動講習所起步，從麵向工人、農民的教育入手的嗎？
綜上所述，老百姓素質高了，民主才具有積極效果。好比沒有駕照的中學生，得到駕馭超級跑車上街的機會意味著災難。民眾不懂得珍惜自由（包括自己的和他人的）、缺乏對契約精神和對規則的敬畏、失掉勤勞勇敢的品質，那麼就要教化他們。
當前，教化中國民眾最好的路徑就是市場經濟。達人成己、互惠互利、誠信守約、公平公正，眾多優秀的品質都可以在致富的同時得到培養，可謂一舉兩得。“中產階層”這個標簽可以作為他們的“畢業證書”。但這個前提是真正的市場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