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人類被核戰爭所毀滅的可能性同時存在，還有一個中心問題那就是人類整個環境已由難以置信的潛伏的有害物質所汙染，這些有害物質積蓄在植物和動物的組織裏，甚至進入到生殖細胞裏，以致於破壞或者改變了決定未來形態的遺傳物質。
一些自稱為我們人類未來的設計師們高興地預期總有一天能隨心設計改變人類細胞原生質，但是現在我們出於疏忽大意就可以輕易做到這一點，因為許多化學藥物，如放射性一樣可以導致基因的變化。諸如選擇一種殺蟲藥這樣一些表麵看來微不足道的小事竟能決定了人們的未來，想想這一點，真是對人類極大的諷刺。
這一切都冒險做過了——為的是什麼呢?將來的曆史學家可能為我們在權衡利弊時所表現的低下判斷力而感到無比驚奇。有理性的人們想方設法控製一些不想要的物種，怎能采取這種方法既汙染整個環境、又對他們自已造成疾病和死亡威脅呢?然而，這正是我們所做過的。此外，我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我們檢查出原因也沒有用。我們聽說殺蟲劑的廣泛大量使用對維持農場生產是需要的。然而我們真正的問題不正是“生產過剩”嗎?我們的農場不再考慮改變畝產量的措施，並且付給農夫錢而不讓他們去生產，我們的農場生產出這樣令人目眩的穀物過剩，使得美國的納稅人在1962年一年中付出了比十億美元還多的錢作為整個過剩糧食倉庫的維修費用。農業部的一個支局企圖減少生產，而其它州則如同在一九五八年所做的那樣:“通常可以相信，在土地銀行的規定下，穀物畝數的減少將刺激對化學藥品使用的興趣以在還留有莊稼的土地上取得最高的產量。”若是這樣，對我們所擔憂的情況又有何補益呢?
這一切並不是說就沒有害蟲問題和沒有控製的必要了。我是在說，控製工作一定要立足於現實，而不是立足於神化般的設想，並且使用的方法必須是不要將我們隨著昆蟲一同毀掉。
試圖解決這個問題但隨之而帶來一係列災難，這是我們文明生活方式的伴隨物。在人類出現很久以前，昆蟲居住於地球——這是一群非常多種多樣和和諧的生物。在自從人類出現後的這段時間裏，五十多萬種昆蟲中的一小部分以兩種主要的方式與人類的幸福發生了衝突:一是與人類爭奪食物，一是成為人類疾病的傳播者。
傳播疾病的昆蟲在人們居住擁擠的地方變成一個重要問題，特別是在衛生狀況差的情況下，象在自然災害期間，或者是遇到戰爭，或者是在非常貧困和遭受損失的情況下，於是對一些昆蟲進行控製就變得很為必要。這是一個我們不久將要看到的嚴肅事實，大量的化學藥物的控製方法僅僅取得了有限的勝利，但它卻給企圖改善這種狀況帶來了更大威脅。
在農業的原始時期，農夫很少遇到昆蟲問題。這些問題的發生是隨著農業的發展而產生的——大麵積土地精耕細作一種穀物。這樣的種植方法為某些昆蟲的數量的猛烈增加提供了有利條件。單一的農作物的耕種並不符合自然發展規律，這種農業是工程師想象中的農業。大自然賦與大地景色以多種多樣性，然而人們卻熱心於簡化它。這樣人們毀掉了自然界的格局和平衡，原來自然界有了這種格局和平衡才能保持一定限度的生物種類。一個重要的自然格局是對每一種類生物的棲息地的適宜麵積的限製。很明顯，一種食麥昆蟲在專種麥子的農田裏比在麥子和這種昆蟲所不適應的其它穀物摻雜混種的農田裏繁殖起來要快得多。
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幹其他情況下。在一代或更久以前，在美國的大城鎮的街道兩旁排列著高大的榆樹。而現在，他們滿懷希望所建設起的美麗景色受到了完全毀滅的威脅，因為一種由甲蟲帶來的疾病掃蕩了榆樹，如果摻雜混種使榆樹與其他樹種共存，那麼甲蟲繁殖和蔓延的可能性必然受到限製。
現代昆蟲問題中的另一個因素是必須對地質曆史和人類曆史的背景進行考察：數千種不同種類的生物從它們原來生長的地方向新的區域蔓延入侵。英國的生態學家查理·愛登在他最近的著作《侵入生態學》一書中對這個世界性的遷徙進行了研究和生動地描述。在幾百萬年以前的白堊紀時期，泛濫的大海切斷了許多大陸之間的陸橋，使生物發現它們自已已被限製在如同愛登所悅的“巨大的、獨立的自然保留地”中。在那兒它們與同類的其他夥伴隔絕，它們發展出許多新的種屬。大約在一千五百萬年以前，當這些陸塊被重新連通的時候;這些物種開始遷移到新的地區——這個運動現在仍在進行中，而且正在得到人們的大力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