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疑，《寂靜的春天》的影響可以與《湯姆叔叔的小屋》媲美。兩本珍貴的書都改變了我們的社會。當然，它們也有很大的區別。哈麗特·貝切爾；斯托把人們熟知的。公眾爭論的焦點寫成了小說；她給國家利益和大眾關懷注入更多人性的成分。她描繪的奴隸的形象感動了民族的良知。林肯在南北戰爭處於高潮時會見了她，對她說：“您就是啟始整個事件的小女士。”相反，蕾切爾·卡遜警告了一個任何人都很難看見的危險，她試圖把環境問題提上國家的議事日程，而不是為已經存在的問題提供證據。從這種意義上說，她的呐喊就更難能可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她於1963年在國會作證時，參議員阿伯拉罕.李比克夫（AbrahamRibicof）歡迎她時令人不安地模仿林肯恰好一個世紀以前的話說：“卡遜小姐，你就是啟始這一切的女士。”
兩本書的另一個區別在於，《寂靜的春天》與現實持續不斷地相關聯。奴隸製可以，也確實在幾年內終結了，盡管還要花一個世紀或更多時間去處理它帶來的後果。但是，如果奴隸製可以依靠筆端的鬥爭而廢除，化學汙染卻不能。盡管卡遜的論辭鏗鏘有力，盡管美國采取了禁止DDT的行動，環境危機卻不是變好，而是越來越糟。或許災難增長的速率減緩了，但這本身就是一種令人不安的牽掛。自《寂靜的春天》出版以來，僅農場用的農藥就加倍到每年11億噸，危險的化學藥品的生產增長了400％。我們自己禁止使用了一些農藥，但我們仍然生產，然後出口到其他國家。這不僅使我們陷入一種以出賣自己不願意接受的公害並從中獲利的狀態，而且也反映出了在對科學無國界觀念的理解上的原則性錯誤——毒殺任何一個地方的食物鏈最終會導致所有的食物鏈中毒。
卡遜的很少的幾次演講的最後一次是在全美園林俱樂部（GardenClubofAmerica）作的。她承認，事情在變好之前會變得更糟：“問題很多，卻沒有容易的解決辦法。”但她還警告說，我們等待的時間越長，我們要麵對的危險就越多：“我們正遭受著暴露的化學藥品的全麵汙染。動物實驗已經證明它們極具毒性，很多情況下它們的效果還會積累。這種侵害在出生時或出生前就開始了。如果不改變我們的方法，這種侵害會貫穿整個生命曆程，沒有人知道結果會怎樣，因為我們未曾有過這樣的經曆。”自從她下了這些斷言，我們已經悲哀地經曆了許多，癌症和其他與農藥有關的疾病的發生率猛增。難辦的是我們並非什麼都沒做過，我們已經做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可是我們所做的卻遠遠不夠。
環境保護署（EnvironmentaIProtectionAgency）於1970年成立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蕾切爾·卡遜所喚起的意識和關懷。殺蟲劑管製和食品安全調查機構（FoodSafetyin－spectionSechce）都從農業部移到了新的機構，而農業部自然隻是想了解穀物上噴灑農藥的好處，而不是危險。從1962年，國會就號召確立殺蟲劑的檢驗。注冊和資料的標準，不是一次，而是三番五次，但大部分標準都被忽視、推遲和廢棄了。例如，克林頓－戈爾政府接政時，使農場工作者免受殺蟲劑毒害的標準還沒有確定，盡管環保署在70年代初就開始“運作”了，像DDT那樣的廣譜殺蟲劑已經被毒性更大的窄譜殺蟲劑替代了，但它們並未經過全麵的檢測，具有相當的或更大的危險性。
殺蟲劑工業中的大部分強硬派人士都成功地推遲了《寂靜的春天》中所呼籲的保護性措施的施行。令人吃驚的是，這些年來，國會依然寵愛這些工業。規範殺蟲劑。殺菌劑和滅鼠劑的法規的標準比食品和醫藥的法律寬鬆得多，國會故意讓它們難以實施。在製定殺蟲劑的安全標準時，政府不僅考慮它們的毒性，還考慮它們所帶來的經濟效益。這純粹是自掘陷阱。農業產量的增加（也可以通過其他辦法來提高），是以癌症、神經病等的潛在增長為代價的。況且，把具有危險性的殺蟲劑從市場上徹底清除還需5至10年時間。新型殺蟲劑，即使毒性很強，如果效果比現有的稍好一點，也會得到允許。
依我看，這很像是一種“低穀呆久了，反有上升之感”的心理平衡了。現有的體製是浮士德式的交易——犧牲長遠利益，獲得近期利益。可以證明，這種近期利益是相當短的。許多殺蟲劑不能使所有的害蟲全部滅絕。也許開始時能，但害蟲通過基因突變而逐漸適應了，那麼，這些化學藥品也就失去了作用。更何況，我們重點研究的是殺蟲劑對成蟲的作用，而不是幼蟲，而成蟲對化學藥品是特別脆弱的。科學家們總是分立地檢測它們的作用，而不是把它們結合起來，而這正是我們的田野。牧場和河流中潛在的巨大的危險。重要的是，我們繼承的是這樣的係統：法律與漏洞共存、執行與推遲同在，並在表麵上牽強地掩蓋全方位的政策性失敗。
蕾切爾·卡遜告訴我們，殺蟲劑的過分利用與基本價值不協調。最壞的是它們製造了她所說的“死亡之河”，最好的情況是它們引起相對較長期的、緩慢的危害。然而，真實的結局是《寂靜的春天》出版後22年，法律、法規和政治體製都沒有足夠的反應。因為卡遜不僅熟知環境，也深黯政界的分歧，她已經預料到了失敗的原因。幾乎在沒有人討論金錢與勢力兩大汙染時，她即在園林俱樂部講演時指出：“優勢……給了那些阻止修改法律的人。”在預測政治體製改革所引發的爭論時，她譴責減低競選開支稅（本屆政府正在尋求廢除）並指出這種減稅“意味著（舉個特殊的例子）化工工業可以在捐款上討價以反對未來的管製。……追求無法律約束的工業界正從它們的努力中獲利”。簡言之，她大膽地斷定，殺蟲劑問題會因為政治問題而永遠存在；清除汙染最重要的是澄清政治。
一種努力的持續幾年的失敗可以解釋另外一種失敗，結果會同它們不可接受一樣不可否定。1992年，我們國家共用了22億磅殺蟲劑，這等於人均8磅。我們已經知道許多殺蟲劑是有致癌性的，其他則可以毒殺昆蟲的神經和免疫係統，這對人也是可能的。雖然我們已不再有卡遜所描述的日用化學品的值得懷疑的好處——“我們可以用一種蠟刨光地板，它可以殺死上麵的蟲子”，現在有超過90萬個農場和6900個萬家庭在使用殺蟲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