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偉基，1945年10月出生，漢族，廣東省深圳市龍崗區布吉鎮南嶺村人，大專學曆，1963年參加工作，196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大隊團支部書記、民兵營長、大隊黨總支副書記、南嶺村黨支部書記、村委主任、村黨總支書記。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張偉基懷著盡快讓家鄉群眾脫貧致富的拳拳之心，放棄當時令人羨慕的“鐵飯碗”，從寶安縣的“社隊企業局”回到村裏，帶領群眾改變家鄉的落後麵貌。1984年以來，任深圳市寶安縣人大常委、深圳市人大常委、深圳市龍崗區人大副主任。1989年獲“全國勞動模範”稱號，1997年獲“全國優秀共產黨員”稱號，1995年被評為“全國模範村民委員會主任”，1993年、1998年當選為第八屆、九屆全國人大代表，2002年當選為黨的十六大代表。
1989年秋天，有兩位作家參觀訪問南嶺村。村民告訴作家：“我們村長是真正的共產黨員。”
南嶺村黨支部一班人提出了“三心”原則：為人要有公心、做工作要有責任心、當幹部要有事業心。支部規定：黨員幹部第一要有公心——做到一心為公，遵紀守法，想問題、做事情，始終把集體利益、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第二要有責任心——每個幹部分工不同，但人人都要以對黨、對群眾、對子孫後代負責的態度，盡職盡責，真抓實幹，開拓進取；第三要有事業心——吃苦在前，享受在後，服從大局，樂於奉獻，艱苦創業。
張偉基，張必清，李宏慶，都是有公心、有事業心的好黨員、好幹部。
南嶺村黨支部成員和村幹部敢於喊出“向我看齊”。要求群眾做到的，村裏的黨員幹部首先做到。
張偉基經營南嶺，緊緊抓住經濟發展這個中心，他特別理解鄧小平說的“發展才是硬道理”，鄉親們逃港的傷痛時時讓他警醒，鄉親們富起來是硬道理。在狠抓經濟發展的同時，他又緊緊抓住提高村民素質這一環。所謂“精神文明”建設，也可能在某些地方被當作表麵文章，或者當作“虛事”，但在南嶺，張偉基把村裏的精神文明建設當作百年大計，不遺餘力地狠抓村民綜合素質的提高。考察張偉基的舉措，應該說，張偉基是一個有遠見的人，一個頗有政治頭腦的人，一個頗有思想建樹的人。
自古以來，農民和農村往往被某些人視為“土氣”之鄉、落後之地、愚昧之所。不可否認我們國家的城鄉差別和差距，不可否認農村人民的整體素質與仕工商學的整體素質有差距。但是，在一個為數近十億之多的社會群體裏，在改革開放帶來的相對自由的社會環境裏，農民和農村時時刻刻湧現著方方麵麵的優秀人才，創造著驚世駭俗的人間奇跡。人們不難接受“農民歌唱家”“農民文學家”“農民企業家”，但人們不習慣接受“農民哲學家”“農民思想家”“農民政治家”，仿佛農民中間不可能產生如此偉大的人物。其實，農民中間也有通曉哲學的人，也有在思想方麵頗有建樹的人，也有在政治方麵頗有建樹的人。像吳仁寶、張偉基這樣的優秀人物，他們奮鬥在農村，以優秀村幹部而流芳於青史，如果他們居廟堂之高或處江湖之遠，應該也是卓有成就的傑出人物。
張偉基是一個有奉獻精神的人。憑他的才幹，在哪裏都是一條好漢，混一段個人前程應該是勝券在握。他青年時代就已經在縣裏的社辦企業局供職。之所以從縣裏回到村裏，其目的就是讓村裏的鄉親們過上好日子，讓鄉親們不再逃到香港去打工掙錢，讓社會主義製度下的農民同樣可以過上幸福生活。
張偉基是一個不善言詞的人，盡管他思維敏捷，思想深刻，但他不喜歡誇誇其談，他甚至不喜歡對人說起自己的成績和抱負。他在小範圍內跟好友說過，他從縣直機關回村當村幹部的動機就是要改變農村貧窮落後的麵貌，給黨爭氣，給社會主義爭氣。
當時有人說他傻。他說：“群眾能共同富裕，我寧願當傻子，就是當一輩子傻子，也心甘情願。”
張偉基曾經在群眾大會上講：“一個共產黨員始終要樹立正確的人生觀，樹立起對黨的事業、人民的事業無私奉獻的精神，人生有限、事業無涯的高尚人生觀使每一個共產黨保持永遠旺盛的鬥誌，使自己的人生價值得到實現。如《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小說主人公保爾·柯察金說過的一段話，‘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對於每個人隻有一次，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當他回首往事的時候，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因碌碌無為而羞恥。臨死的時候，他就能夠說：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獻給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解放而鬥爭。’保爾柯察金這段感人肺腑的話，揭示了一個革命者人生觀的真正價值。革命戰爭年代為了新中國的解放無數共產黨員、革命先烈，為著人民的利益，為著中國人民壯麗的事業——新中國的建立英勇犧牲。革命先烈方誌敏他在《我從事革命鬥爭的略述》裏說，共產黨員——這是一個極尊貴的名詞，我加入了共產黨，做了共產黨員，我是如何的引以為榮啊！從此我的一切，直至我的生命都交給黨去了！《紅岩》描寫的革命先輩江姐，在臨刑前鼓勵自己的戰友堅持到底直到最後勝利，她說，‘如果需要為共產主義的理想而犧牲，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也可以做到臉不變色心不跳。’可見這些共產黨員革命烈士為了中國人民的利益，對黨的事業、人民利益的忠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