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官員對社會變革的態度，魯迅先生有個非常精辟的論斷：搬一把椅子都會流血。魯迅經曆過晚清和民國，他的沉重總結裏飽含著對現實的深刻體察。
在19世紀，電報無疑是最快捷的信息傳播手段之一，想要經營電報得先架電線，但某些清朝官員居然把電線、電報視為“奇技淫巧”。1875年9月，工科給事中陳彝給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堅決反對架設電線，他斷定電線可以“用於外國，不可用於中國”，並陳述了自己的“理由”：“銅線之害不可枚舉，臣僅就其最大者言之。夫華洋風俗不同，天為之也。洋人知有天主、耶酥，不知有祖先，故凡人其教者，必先自毀其家本主。中國視死如生，千萬年未之有改，而體魄所藏為尤重。電線之設，深入地底，橫衝直貫，四通八達，地脈既絕，風侵水灌，勢所必至，為子孫者心何以安？傳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藉使中國之民不顧祖宗丘墓，聽其設立銅線，尚安望尊君親上乎？”從上述文字可以看出，陳彝反對架設電報線，是因為他覺得架設電報線不符合國情。
用“不合國情”作擋箭牌反對變革的，絕對不隻是一個陳彝。鴉片戰爭後，清國陷入積貧積弱的泥潭，北洋大臣李鴻章、淮軍將領劉銘傳等人主張修建鐵路以富國強民。聽他們說得多了，清廷也有修鐵路的意向。此時，一些頑固派官員急得像被人烙了胸脯，紛紛上書表示反對，他們說：“觀該二臣籌劃措置之跡，似為外國謀，非為我朝謀也……大臣從政，一旦欲變曆代帝王及本朝列聖體國經野之法製，豈可輕易縱誕若此。”修鐵路“行之外夷則可，行之中國則不可。何者？外夷以經商為主，君與民共謀共利者也；中國以養民為主，君以利利民，而君不言利者也”。
最值得一議的還是慈禧太後對“國情”的刻意維護。1898年4月23日，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詔》，開始變法，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戊戌變法”。不足四個月的時間，光緒帝發布了上百道新政諭詔，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領域。然而，光緒帝的改革措施遭到了頑固守舊勢力的強烈抵製，光緒帝和慈禧太後的矛盾也日趨激化。8月6日，慈禧太後發動政變，囚禁光緒帝，追殺維新誌士，自己重新訓政。政變當天，她命令一些重臣跪於案右、光緒帝跪於案左，訓斥道：“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為！乃竟敢聽信叛逆盅惑，變亂典型。”“變亂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試問汝祖宗重，康有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憒至此？”光緒帝辯解說：“是固自己糊塗，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國脈，通融用西法，並不敢聽信康有為之法也。”太後暴跳如雷：“難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於祖宗乎？”慈禧所謂的要重祖宗，實際上就是要尊重“國情”。
所謂國情，就是一個國家的實際情況，這個東西重不重要？當然重要，不講國情，一切照搬外國，事情絕對無法辦好。然而，世界上絕大多數東西是沒有國情之分的，中國出產的食品，英國人吃得津津有味；美國人生產的電腦軟件，中國人用得不亦樂乎。動轍以“國情”為借口，墨守成規，不事變革，我們隻會離世界現代文明越來越遠，晚清的結局就是一種證明。
目前，我們正處於一個時代的十字路上，麵對要求變革的聲音，一些人總喜歡找“不合國情”之類的理由予以搪塞，對於種種“國情論”，我們不妨掰開表皮瞧瞧裏麵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