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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意義顛覆設計
當我們使用產品時,不論它有多大的實用性,我們尋求的都是自我實現,即意義—人們怎能拒絕對自己有意義的產品?
每一種產品都有其意義。例如,心理學家通過深入居民家中采訪和觀察,揭示了人們是如何將身邊的物體融入生活,並賦予它們表達自己感受的象征性意義的。
市場營銷和消費者行為方麵的大量研究表明,消費中的情感和象征因素與實用因素一樣重要,即便在工業市場也是如此。西德尼·利維在其1959年發表的經典文章中指出:“人們之所以購買某些產品,不僅是為了其功能,還是為了其意義。”近來,市場營銷和消費者行為領域的研究人員將注意力集中到了服務上,而在服務中,情感因素往往更為重要。
一項有趣的觀測結果顯示,產品具有的情感和象征性質並非是“後現代消費”的結果。產品的意義一直都在左右它的成敗。1888年,喬治·伊士曼意識到,在為專業攝影人員製造複雜相機的年代,人們最想要的其實是以最簡單的方式記錄生活中的點滴。柯達相機因此形成了“你隻需按動快門,其餘的都由我們來做”的產品理念。
許多企業不斷改善產品的性能,努力提高業績,卻忽視了賦予產品意義。一些有遠見的企業趁機通過主張新的產品意義而獲得了競爭優勢。
在經濟低迷時期,產品的意義更為重要。企業必須有能力削減產品成本而不降低其身份和價值。如果產品被明確地設計成某種意義,顧客仍會將其視為必需品。相反,如果低價是毫無意義的成本削減造就的,顧客就會感到卑微,轉而欣賞那些更有意義和價值的產品。
產品的意義存在於各行各業,人們賦予產品的意義與產品的初始目的截然不同。當企業察覺並理解這種轉變時,其產品可能會獲得第二次生命。(鄧躍鋒)
“倍增”整合性戰略舉措
皮爾斯·漢德林對多倫多國際電影節的運作,他的決定是創立“人民選擇獎”,這一舉措顯然有違傳統電影節的運作思維。
這是我們稱之為“倍增”(double down)舉措的一個例子,也就是說,如果對一種模式的關鍵屬性加大押注,會激發出另外模式的優勢,從而獲得翻倍的優勢。在多倫多電影節案例中,整合性舉措把包容性和轟動性之間的取舍,變成了一個解決方案:包容性帶來了轟動性。
首先,漢德林對產生這兩種模式的邏輯機製了然於心,而且絕對不會混淆。所以,他很明白產生包容性感覺的邏輯機製:專家評委的缺席;大量可觀賞的影片,而不是寥寥幾部預選過的影片;對大眾開放,而不是用天鵝絨繩索隔開喧嘩的民眾。
同時,他也通曉帶來轟動性的邏輯機製:聲望卓著的評審團,最好是由昆汀·塔倫蒂諾(Quentin Tarantino)擔任主席;吸引眾人眼球的獎項;明星和紅地毯;追星的媒體和狗仔。不僅如此,他還真花了時間去深入研究轟動性,眼球經濟刮起了一陣旋風,不僅吸引了想推銷影片的製片商,帶了導演和演員來助陣的製片商,也吸引了想買他們影片的經銷商,帶了支票本前來的經銷商。
正因為對這兩種對立模式背後的邏輯機製了然於胸,漢德林才能夠給自己提出這樣的問題:有沒有什麼辦法讓包容性產生轟動性,尤其是這種能夠帶來正麵經濟效應的轟動性?
這個答案顯然要從經濟邏輯中尋找,而不能從藝術邏輯中尋找。無論在商業上有沒有吸引力,能不能熱賣,導演們可能更希望獲得藝術上的成功,但是經銷商們要的是叫座的影片,這才是他們現身電影節的經濟驅動力。
因此,這裏就存在一個“倍增”效應:一個以包容性為目的的獎項在製造轟動性的同時觸發了最大限度的經濟效應。
(Roger Martin)
品牌構建需要深度整合
一個優秀的品牌,即使把它撕成很多“碎片”,仍能獨立存在和運轉。而在建立和維護品牌的過程中,這些“碎片”之間的協同效應,能夠幫助你的企業從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 。
如果把重點放在設計品牌商標上,就會麵臨風險,主要原因是你會忽略所有其他吸引消費者的機會。如果細心觀察一下,你還會發現其他方麵,比如顏色、導航、材質、聲音和形狀。即使被蒙住眼睛,你也知道自己正握著可口可樂的曲線瓶。1916年,厄爾·迪安設計了這個瓶子,設計要求是即使在黑暗中,通過觸摸也能辨認出是可口可樂的瓶子。
迪安的設計靈感來自於可可豆的豆莢,並采取了類似於測量山脈等高線的度量方法。就在那一天,他創造了曆史。
去掉商標,你的品牌還能被識別嗎?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因為大多數公司仍然很看重他們的商標。除了商標以外,產品其餘的組成部分,是否很容易辨認?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就是時候“粉碎”你的品牌了。
“粉碎”品牌應以建立和維護品牌為原則,考慮到消費者和產品互動的方方麵麵。圖像、聲音、觸覺,甚至是產品上的文字,都要被整合在一起,共同為品牌服務。如果一個品牌能做到這些,誰還需要商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