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先驅梁啟超(代後記)
但開風氣不為師
公民先驅梁啟超(代後記)
陶林
梁啟超先生在近現代曆史上可謂大名鼎鼎。無論哪一本中國近現代史，翻入百日維新、戊戌變法章節之後，梁啟超便頻頻亮相其中。從公車上書到戊戌變法，從暢言少年中國鼓動國人的夢想到流亡海外，從保種保教到保國保皇，少年成名的梁啟超有一段注定不平凡的時代之旅。
作為思想者和政論家的梁啟超，無疑是位文科天才。早年讀書鑽研訓詁小學，之後跟隨康有為鑽研世界文章。每遇一種新學問，都能輕鬆上手，是佛家所謂的大有“慧根”。在這樣的慧根上，區區八股科舉並不在話下。梁啟超十七歲時輕鬆中舉，現在看來，都令人嘖嘖稱奇的盛事。然而，知不足的梁啟超本人，不懈努力，使得“慧根”不但貨真價實，而且日久彌篤，塑造出了晚近中國曆史上最絢爛的一抹文化霞光。猶如一佛而眾身，輝光四射：改革者的梁啟超，政治流亡者的梁啟超，政論家的梁啟超，新聞鼻祖的梁啟超，北洋司法、財政總長的梁啟超，進步黨黨魁的梁啟超，直至清華“四大導師”之首的梁啟超……
在今天的我看來，成就梁啟超的，不在於他光輝絢爛的聲名、顯赫一時或風光一世，更為重要的是，他身上的那種濃重的文化先驅意味。猶如一枚陰陽魚的活化身，在中國文化經曆數千年、萌發巨大嬗變的節點上，梁啟超將古典與現代、東方與西方非常美妙地融和到自己的靈魂當中，並日漸有成。起初，很生硬，有點格格不入，然後隨著生命的曆程，日漸通融，並推雲播雨，開出了中華文明現代轉型一朵奇花。若非一場極具現代況味的“醫療事故”，讓梁啟超在1929年56歲的壯年上隕落，再借梁任公三十年光陰，真不知，他又將如何看待身後那另一番的天地玄黃。
曆史不容假設。因為相對於任何假設中的善意，現實總是殘酷得過分。號稱師法梁啟超的胡適，並沒有能用言論左右陷中國於萬劫境地的“力爭”。在新時代，“成王敗寇”的邏輯，找到了諸如“物競天擇”這樣更好的說辭，帝王將相的傳統大戲也換上了諸如中山裝之類的新服。曆史的變易，變著變著就變得十分詭異，相襯之下，從古色古香走出來的梁啟超和他動情動魄的言說，卻顯出十足親切的現代感和先驅感。
作為其言論的選編者，我最佩服梁啟超的，是他能完成不可能之任務：在舊體製、舊知識體係裏科舉致士的梁啟超，硬生生地提著自己的辮子，把自己從大清臣民提到了民國公民的歸宿中。
這一步是相當難的，縱然如其師號稱“南海聖人”的康有為，縱橫人生之後的歸宿，無非是西子湖畔坐擁美宅、妻妾成群的陳腐名士。而梁啟超，卻像他自己所謂的“應時之英雄”，始終能以“今日之新我力戰昨日之舊我”，不斷努力升級改造，永遠像一個好奇心十足的少年人那樣，矢誌不渝地追求中國現代文明的能夠企及的新高度。作為一代文化大師的梁啟超，這等的氣魄，是至今足可令人效仿的。
就曆史的文化氣象而論，自晚清以來，曾國藩這一輩的儒家先覺者，對西學和西方文化頗懷好感，努力“放眼看世界”，力圖“采西氣補東氣”。自曾國藩起始，直到梁啟超求知時，這種西學東漸初見規模和成效。這不僅僅在器物層麵改變，也漸漸能夠改變他們的認知與內心。梁任公就是這樣前因的一個結果。他早年讀的是四書五經、作的是八股文章、研習訓詁之學，走出家園之後，越行越遠，漸漸卻談論起憲政民主與科學發展來。舊道德不棄，新道德不拒，集善一身，才有氣象萬千。所以，到了中晚年，新文化運動一起，他能毫不為芥蒂，順時應勢，嫻熟地操起白話寫文講演，那文字感覺比“闖將”們更加遊刃有餘，更不用說他之前將諸如“中華民族、憲政、法治、社會、主義、政治、經濟、科技、組織、幹部”等至今眾人說不盡的詞語，生發、借用、使用、推廣出來之功了。如果說孫文被尊為“民國國父”還有待推敲的話，那麼，梁啟超先生足可當“現代話語中國”之父。曾國藩把曆史變易付諸無言，而梁啟超則用底氣充沛的言說，塑造了一個我們如今認知和話語層麵上的現代中國。
雖然“主義”二字，是梁啟超本人首次介紹給中國人的，但他本人尤為反感的，也是此二字。對之，他的看法，非常理性，認為種種叫得響亮的“主義”，不外乎借著“科學”之名的“平治修齊之術”。雖然如此，我仍忍不住要為讀者歸納歸納梁啟超先生言論靈魂裏幾味值得我們深思的“主義”，以襄助讀者諸君含英咀華其語錄，以慧眼識得儒生梁啟超：
一曰：改良。作為一介書生，終其一生，梁啟超都沒有放棄過自己溫和改良的立場，反對暴力變革。在君主專製下，提倡君主立憲；在草創共和的製度下，又極力反對君主製複辟；在軍閥們的共和專製下，提倡“循名責實”，公民負起責來，監督好政府。溫和改良，這似乎是儒家讀書人最應恪守的人生之道。當然也讓他吃了不少苦頭，碰了無數次牆壁。他與滿清朝廷、康有為、孫中山、袁世凱和段祺瑞等人的分分合合，乃至被驅逐、通緝，根蒂都源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