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國的成立之初，社會上基本不存在“產權”問題。1978年改革開放實行後，伴隨著經濟建設，產權問題逐漸凸顯。直到20世紀初，債務、效益和效率等問題是我國國企改革致力解決的，從承包製到現代企業製度等一係列的改革，體現著我國的產權改革的不同程度的嚐試。2003年國資委成立後，國有企業通過股份製改革，上市融資等方式走上了發展的快車道。
隨著改革進程加快，國企逐漸變得“強大”，在中國企業排名中，特別靠前的幾乎都是國有企業。但一些數字的背後隱含著別樣的意義：1979年以來，國民生產總值實現了年均約10%的增長，而此時國有經濟占國民經濟的比重由80%降到30%。2003—2008年，國有企業工業總產值、資產總額、主營收入和利潤總額分別增長2.7倍、2倍、2.5倍和2.4倍，而私營企業增長分別為6.5倍、5.2倍、6.7倍和9.7倍。從這些數字可以明顯看出：私企的經濟活力優於國企。這對我國國企改革具有警示作用。
在國民經濟取得巨大成就，國企改革得到快速發展的同時，我們應當看到改革背後所暴露的問題。如人員冗雜、資不抵債、資產負債率較高、發展遭遇瓶頸等。現代企業製度初步建立，但產權結構調整尚不到位，法人治理結構尚不完善；與官本位相聯係的“一股獨大”、“內部人控製”使公司治理的製衡機製和有效問責大打折扣[4]
雖然私企的活力明顯優於國企，但不能將國企改革等同於私有民營化，也不能將產權改革等同於放權。客觀的實際是複雜多變的，改革應有共同的目標，實施也應因企製宜。國務院國資委副主任黃淑和曾說，深化國有企業改革，要堅持以下三項基本原則：一是堅持基本經濟製度；二是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三是堅持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5]
產權改革不是解決問題的“萬能藥方”，它所解決的是產權所引發的問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完善產權保護製度，發展混合所有製經濟，推動國有企業完善現代企業製度，由此可見產權改革的方向。一是產權界定明晰化。產權明確，是市場經濟中企業等經營主體存在的前提。明晰的產權界定能夠節約社會交易成本，外部性內在化，提高效率，減少搭便車行為。二是產權結構多元化，即出資人的多元化。由於國企存在“一股獨大”、“掌勺者私分大鍋飯”等現象。通過兼並、收購、聯合發起、出售、職工入股等方式將原來的國有全資企業變為國家、其他法人、居民個人等共同擁有的多元化產權企業。這樣權力就不能無限延伸，出資人要在股權範疇內活動，形成製衡機製，有利於企業良性發展。三是產權交易規範化。產權交易已存在，我們要做的不是阻礙而是規範其發展。很多企業、機構等都有依法而行的傾向，而法律的製定具有滯後性，產權改革必然受到限製。因此要建立健全產權交易法律體係、市場體係。
總結：改革為我國的社會經濟發展了新的血液；為企業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活力；為中華民族的前進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曆經30多年的改革，我國的全麵深化改革已進入深水區，其中牽扯的利益關係越來越複雜，國企改革已經入攻堅期—產權改革。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國企改革的方向是混合所有製，其實質也是產權的改革。產權改革應因企製宜，但前提都是有明晰的產權界定。實現產權結構多元化，產權交易市場化、規範化。（作者單位：河南師範大學商學院）
參考文獻：
[1]馮禹丁.國企產權改革爭議20年.南方周末.2014
[2]梅東海.完善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新製度經濟學分析[J].經濟研究.2013
[3]楊衛東.論新一輪國有企業改革[J].華中師範學報.2014
[4]張政軍.深化國企產權改革不能再拖.中國經濟新聞網.2013
[5]國資宣.積極完善和深化國資國企改革—國務院國資委副主任黃淑和訪談錄[J].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