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這改變不了什麼。華爾街無視這一警告。1926年11月3日，吉爾伯特先生從巴黎再次致信美國的銀行家們，他在信中寫道：“一直以來，我對美國銀行家完全根據德國對《凡爾賽和約》（the Treaty of Versailles）第248條的理解來向公眾提供德國諸州的債券這種輕率行為感到萬分驚訝。當然，從德國諸州的金融當局那裏獲得表明德國觀點的信件是易如反掌的。我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就能知道德國當局是多麼樂意簽署表明德國觀點的信件，可讓我很難理解的是，美國銀行家根據此類信件向公眾推薦德國債券，卻沒有給予絲毫提示協約國政府不接受德國觀點的這一事實。可實際上，協約國的觀點與德國的觀點背道而馳。”
英格蘭銀行的威廉？利斯（William Leese）在分析兩項重大的德國貸款中關於美國投資者的態度後，讚同了吉爾伯特先生的觀點。他得到的結論如下：“在這一點上，我認為這兩隻債券的招股說明書是完全不真實而且是帶有誤導性的。”其中一隻債券來自漢堡市（City of Hamburg），另一隻證券則來自普魯士州。
而這同樣沒能改變什麼。盡管國務院沒有對任何一筆德國貸款表示反對，但他還是給華爾街的發行機構寄了一封信函。信中說道：“……當前我們尚不能斷定總代理人及轉交委員會將來的行為不會影響德國借款者償還債務本息……但有一點，國務院認為你們應當進一步考慮的是《凡爾賽和約》中的第248條。德國及其諸州的所有財產和收入要優先償還賠款及其他條約款項……本院認為，你們在采取任何實際行動之前，要先處理好投資大眾所麵臨的這些顯而易見的風險。如果你們消除不了這些風險，那麼本院認為你們應該好好考慮自己是否完全有責任向未來的客戶說明情況。”
然而，隻要政府不明確表示反對，華爾街就會繼續發行德國債券，而且發行速度還在逐步加快，其中包括德國的州、市、區、工業、農業、港口以及任何德國機構所發的各類債券。
此外，華爾街還向德國派駐了數百名代理，拉攏形形色色的客戶來發行目標群體為美國公眾的債券。
在這些借給歐洲的貸款中，尤其在借給德國的貸款中，我們會有一種表示友好姿態的感覺。遙遠的美國用巨額信貸來回饋其貧困的前輩（德國）。不管莫洛先生在其筆下的眾多小投資者中發現的這種情感遊走到了華爾街銀行家們的思想裏，還是華爾街本身需要某種情感上的理由，然後自然而然地想到了這些理由，而事實是銀行家們自己對德國抱有堅定不移的信念。
確實，當考慮到德國賠償款對他們在美國新創造的德國債務的影響時，他們可能會不禁聯想到廣為人知的德國對賠償的看法，然而他們想的比這更多，他們還考慮了賠償對戰後出生以及將來出生的德國人在心靈和思想上所造成的種種影響。
這些是由參議院金融委員會中的一位最傑出的銀行觀察家察覺出的。他說：“現在德國上大學的青年人在世界大戰爆發時都還沒有出生。這些青年人發現不僅他們自己要支付賠款，他們的子孫後代也要支付賠款，連續好幾代人都要支付一個作為個人來說，他們完全沒有責任的債務，他們覺得自己帶上了沉重的枷鎖。在我的印象中，他們對支付戰債滋長了反抗與不滿的情緒。”
參議員裏德（Reed）提了一個令人吃驚的問題：“為何那些與戰爭毫無關係，甚至戰時都還未出生的美國人後代要支付戰債，而發動戰爭的那些人的後代卻不付分文呢？”
銀行家的回答是：“這確實是一個不好回答的問題，因為這問題本身就帶有爭議。”
如果你曾在某個時刻讓一位國際銀行家回答美國有沒有管理外債的相關政策，那麼他會告訴你說：“當然有。”如果你問他這一政策是什麼，他會回答說：“我們的繁榮越來越離不開對外貿易，將來也是如此。美國的對外貸款代表著我們對外貿的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