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寫完《談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一文後，郭沫若出京參觀。1959年7月初，在洛陽參觀武則天捐助脂粉錢修造的大奉先寺石窟，又引發了他的曆史劇創作熱情，在完成五幕曆史劇《武則天》初稿以後，“為了更多地接觸武後的業績”以修改劇本，郭沫若於1960年3月23日特意往陝西乾縣遊覽唐高宗與武後合葬墓的乾陵遺跡，並作七律五首以紀其事，其中《遊乾陵》第一首詩雲：“巋然沒字碑猶在，六十王賓立露天。冠冕李唐文物盛，權衡女帝智能全。黃巢溝在陵無恙，述德紀殘世不傳。待到幽宮重啟日，還期翻案續新篇。”郭沫若是一心要做武則天的翻案文章的，但是在做翻案文章時，受著“金輪千載受奇嗬，翻案何妨傅粉多”［9］思想的影響，因此對武則天的評價就不免過多強詞了。
《李白與杜甫》是郭沫若留給我們的最後一部著作——一部研究唐代曆史人物的學術專著，於1971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對李杜的評價，或揚杜抑李，或揚李抑杜，在中國文學史上是一個長期有爭議的問題。新中國成立後，圍繞李杜的評價問題，一些文學史專著或論文的意見也不盡一致。郭沫若為批評一些學人對杜甫的過分溢美與拔高，於六十年代末撰寫這部書稿。它明顯地受了當時“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左”傾思潮的影響，不過，作為一家之言，郭沫若直率地發表了自己揚李抑杜的意見。
郭沫若認為，李白在封建文人中要算是“比較有節概”的，舊時文人愛把杜甫譽為“詩聖”，把李白看作“浪子”，這是不公允的。說到“歌伎侑酒”，郭沫若對李白的嗜酒，作了一分為二的分析，“有有害的一麵，也有有利的一麵。那就是，酒是使他從迷信中覺醒的觸媒”，“他的好詩，多半是在醉後做的。”對於杜甫，郭沫若除考證杜甫死於鬥酒外，認為杜甫的嗜酒，可以不惜拋開職務——“懶朝”，卻隻能寫出一些“寫實”的詩篇，而不具有李白那種“鬥酒詩百篇”的豪氣。郭沫若說，李白酒後的詩是浪漫主義詩篇，《江上吟》一首便是酒與詩的合璧。酒後的詩人李白，“嘲笑仙人，輕視海嶽，浮雲富貴，看重詩歌”。像“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嘯傲淩滄州；功名富貴若長在，漢水亦應西北流”這樣的詩句，郭沫若解釋道：“詩歌做成了，我放聲高吟，能使你海上的三神仙俯首在我腳下！功名富貴是不能持久的，漢水總是滔滔不絕地向著東南流，誰也不能把這流向扭轉！”李白詩的豪放氣勢，是得助於“千斟酒”的力量的：“當他醉了的時候，是他最清醒的時候；當他沒有醉的時候，是他最糊塗的時候。”
郭沫若本是一位主觀抒情的浪漫主義詩人，因此喜歡李白豪邁傲岸的性格，喜歡李白“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的雄奇無比的藝術力量，喜歡李白容納民歌風格、擺去拘束的革新創造精神。他甚至用“李白從農民的腳踏實地的生活中看出了人生的正路；當然，也是他有了覺醒，才能體會到農民生活的真諦”一類溢美之詞，去稱讚李白的《下途歸石門舊居》一詩，是不足為怪的。
反之，郭沫若根據自己的美學標準，不甚喜歡杜甫的現實主義詩作，甚至對杜甫的“刻意之作”——《三吏》、《三別》，雖然也肯定了這六首詩“具有獨創的風格”，但更多的是嚴厲的挑剔和責難，除了把這六首詩貶抑為一些“簡潔的素描”外，便是批評詩的“無法掩”的“缺陷”。郭沫若說：“杜甫自己是站在地主階級的立場上的人，六首詩中所描繪的人民形象，無論男女老少，都是經過嚴密的階級濾器所濾選出來的馴良老百姓，馴善得和綿羊一樣，沒有一絲一毫的反抗情緒。這種人正合乎地主階級、統治階級的需要，是杜甫理想化了的所謂良民。”對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的詩句“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作了如下詮釋：“詩人說他所住的茅屋，屋頂的茅草有三重。這是表明老屋的屋頂加蓋過兩次。一般地說來，一重約有四、五寸厚，三重便有一尺多厚。這樣的茅屋是冬暖夏涼的，有時候比起瓦房來還要講究。茅草被大風刮走了一部分，詩人在怨天恨人。”郭沫若以此給杜甫劃定地主階級的成份，批判杜甫的地主階級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感情。這些都帶有“文化大革命”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想烙印。
在郭沫若治史生涯中，文物考古與古史研究是同步進行的。在古籍整理方麵，郭沫若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係統的古籍整理，應當包括目錄、版本、校勘、辨偽、標點、注釋、箋釋、今譯、輯佚、彙編、孤本善本複製等一係列的工作。郭沫若在這諸多方麵都曾付出艱辛的勞動，並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僅新中國成立以來，郭沫若所完成的項目，就可見一斑：
一、《屈原賦今譯》，（1953年6月）。郭沫若對屈原辭賦所作的係統的白話翻譯，有解題，有簡注，體例完備。
二、《管子集校》（1956年3月）。郭沫若於1953年11月開始整理《管子》，在已故許維遹、聞一多《管子校釋》的基礎上，用了十個月時間，對許、聞約四十萬字舊稿加以整理，擴充為一百七十萬字的《管子集校》，至二校校畢費時整整兩年。郭沫若認為，《管子》一書，“乃戰國、秦、漢時代文學之總彙，其中多有關於哲學史、經濟學說史之資料。道家者言、輕重家者言、法家者言、名家者言、陰陽家者言、農家者言、儒家者言雜盛於一籃，而文字複舛誤歧出，如不加以整理，則此大批資料所其作為化石而埋沒，殊為可惜。”所以郭沫若情願“不惜時力而為此冗贅之舉”，他所做的這些彙集校釋的工作，“乃以便於從事研究工作者之獺祭”。［10］郭沫若盡可能周遍地搜集各種宋明版本，收錄曆代名家校釋，並力求準確地寫下自己的校勘後案，以自己之識斷以定《管子》傳本的訛奪竄亂，遂成此一《管子》校勘史上的集大成之作。
三、《鹽鐵論讀本》（1957年6月）。郭沫若做了標點、分段、簡校、約注的工作；它有助於讀者了解很豐富的西漢中葉的經濟思想史料及其文學史料價值；它對於初學者是化難為易的入門書，也可以引深造者見堂奧。
四、《談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1959年1月）。這是郭沬若著名的文獻考辨文章之一。
五、《讀隨園詩話劄記》（1962年9月）這是郭沫若特有的借題發揮式的箋釋著作，論詩，論史，論人、論事，頗寓新意，獨具一格。
六、《序重印〈崖州誌〉》（1962年2月）。1962年1月，郭沫若重遊崖縣，寓鹿回頭椰莊，得讀《崖州誌》，“對於地方掌故，獲得知識不少”，應中共崖縣縣委之請求，於1月14日至24日，費時十日標點、校訂完畢。郭沫若不憚煩瑣，常為印證史實而廣與各方聯係，搜求佐證，甚至親自踏查鼇山之濱，跳石摩崖，緣藤覓徑，摸索七百多年前久經風化之《海山奇觀》石勒，以勘正原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