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郭沫若還寫了一些回憶文章，記敘自己參加南昌起義的一段經曆，如《塗家埠》、《南昌之一夜》、《流沙》、《神泉》等。後來，應《華商報》副刊《茶亭》主編夏衍之約，寫《抗戰回憶錄》（後改名《洪波曲》），追述自1937年上海、南京失守後，奔赴武漢繼續抗戰，以及撤退至重慶的一段鬥爭生活。這些回憶文字，生動地記錄了作者在民族民主革命鬥爭中的生活與思想，同時反映了時代的風雲變幻，確切地顯現了中國人民高昂的愛國熱情和堅韌的鬥爭精神。
1948年初春，安娜偶然間從報紙上得知丈夫還活著，在香港，連忙把這個喜訊告訴身邊的孩子。此前，在錢瘦鐵的關照下，長子和夫已經去台灣，在台北大學任教。安娜的妹妹阿操和妹夫陶晶孫也在台灣。所以她決定由日本繞道台灣去香港找丈夫去，留下次子博孫看守須和田舊宅。
上船之前，一些日本新聞記者又趕來采訪了。當記者問起這些年在日本怎樣生活時，安娜不再沉默了，她很有感慨地回答：
“戰爭爆發以後，我一直被國人看作是‘敵國的妻子’、‘賣國賊’，我的生活是可想而知的。”
記者又問道：“你現在的心情又是怎樣的呢？”
安娜會心的笑了：“現在？經過柔腸寸斷的十一年之後能夠回到丈夫身邊，積憂似乎已經煙消雲散……”
抵達台灣後，安娜在陶晶孫家住了三個星期，便領著女兒淑瑀和幼子誌鴻飛往香港，找到了日夜思念的丈夫。
郭沫若此時住在香港九龍山林道的一幢小樓上，萬裏尋夫的安娜突然出現在他眼前，他又驚又喜，叫了一聲“安娜”……啊！眼前的安娜蒼老多了，臉上掛了許多皺紋，這十一年她不知吃了多少苦呀！郭沫若沉思著，久久才說了一句話：
“造成這樣的結果是日本軍閥的罪過！”
安娜淚流滿麵，有許多話不知道該從何說起，然而她注意到了，站在丈夫身邊的是一位年輕的女子（於立群）和五個大大小小的孩子。她不想和丈夫吵架，她也無力吵架了。
苦命的安娜，她風聞的流言如今成了事實，她最擔心的事已經發生了。她心膽俱裂，痛不欲生。上帝呀，人世間為什麼這般殘酷呀！
過了數日，老朋友馮乃超找安娜懇談，在表達同情於安娜不幸的遭遇的同時，指出這種不幸的責任是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侵華戰爭，漫長的戰爭歲月使他們離散了，而且音訊全無。他請求安娜本著對郭沫若的一貫愛心，盡快結束這種令人惆悵、令人尷尬的局麵。
安娜麵臨著進退兩難的抉擇。她冷靜地審視於立群生的五個孩子。是呀，孩子是無辜的。“我怎麼辦呢？我不能為了恢複一個舊的家庭，而破壞一個新的家庭，況且這些孩子都還小呢……但是，我今後怎麼辦呢？……”安娜在沉思。她終於以一個基督教徒的忍讓精神，決定犧牲自己，成全郭沫若的新家庭。主意拿定以後，她把淑瑀留下，自己帶著誌鴻去台灣，同長子一起生活。
1948年11月23日，郭沫若乘海輪秘密離開香港，奔赴東北解放區，同行者三十餘人。這時，遼沈戰役已經結束，中國人民解放軍正在發動淮海戰役，新中國的曙光已照耀大地。郭沫若在《船泊石城島畔雜感》一詩中寫道：“天馬行空良可擬，踏破驚濤萬裏程。自慶新生彌十日，北來真個見光明。”欣喜之情，溢於言表。12月6日，郭沫若由丹東抵沈陽。這時，平津戰役已開始，中國人民解放軍先後攻克張家口、天津。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郭沫若作詩《北上紀行》十首，記述他從香港赴東北的情景，表達自己隨祖國新生而獲得解放的愉快心情。
1949年2月25日，郭沫若與李濟深、沈鈞儒、馬敘倫等三十餘人由沈陽抵北平。他在車上激動地寫下了《抵北平感懷》一詩：
多少人民血，換來此矜榮。
思之淚欲墮，歡笑不成聲。
經曆了幾十載的驚險波濤，郭沫若深知祖國的解放、人民的翻身來之不易，他表示要為建設新中國而鞠躬盡瘁。
同年4月，郭沫若率代表團赴布拉格，參加世界擁護和平大會，被選為世界擁護和平大會常設委員會副主席。6月中旬，郭沫若出席了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聽取了毛澤東主席的報告，他與周恩來等人被選為籌備會常務委員會副主任。7月2日，中華全國首屆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開幕。郭沫若為主席團總主席，致開幕詞，並在會上作了題為《為建設新中國的人民文藝而奮鬥》的報告。他回顧了三十年來我國新文藝運動的性質與特點、成績與經驗，闡明文藝界統一戰線形成與發展情況，提出今後文藝工作者的任務，主要足加強團結，深入實際，掃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文藝的殘餘勢力，“創造富有進步的思想內容和高尚的道德品質、為人民大眾所喜聞樂見的人民文藝，使文學藝術發揮教育民眾的偉大效能”。在這次會上，郭沫若當選為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
9月下旬，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郭沫若被選為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
郭沫若堅貞不渝地跟著中國共產黨，衝破層層濃雲密霧，走完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曆程，去迎接光明的新中國的到來。
注釋：
［1］《天地玄黃》，《沫若文集》第13卷，第240-241頁。
［2］《曆史的大轉變》，《沫若文集》第13卷，第250-251頁。
［3］《重慶值得留戀》，《沫若文集》第13卷，第280-281頁。
［4］《新繆司九神禮讚》，《沫若文集》第13卷，第431-432頁。
［5］《人所豢畜者》，《沫若文集》第13卷，1961年版，第386-388頁。
［6］《紀念第二屆“五四”文藝節告全國文藝工作者書》，《沫若文集》第13卷，第293頁。
［7］《〈板話〉及其它》，《沫若文集》第13卷，第356頁。
［8］《讀了〈李家莊的變遷〉》，《沫若文集》第13卷，第369頁。
［9］《文藝的新舊內容和形式》，《沫若文集》第13卷，第526-527頁。
毛澤東在重慶機場與前來迎接的張瀾(左一)、邵力子(左二)、郭沫若(左三)、傅學東(左四)及前往延安陪同毛澤東同機抵渝的張治中的合影
郭沫若在上海的寓所狄思威路719號
1949年3月25日，郭沫若與各民主黨派代表在西苑機場迎接中共中央委員會和解放軍總部抵達北平。 圖為在機場郭沫若與毛澤東親切交談。
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委會合影。前排左起：譚平山、章伯鈞、朱德、毛澤東、 沈鈞儒、李濟深、陳嘉庚、茅盾；中排左起：黃炎培、馬寅初、陳叔通、郭沫若、蔡廷鍇、烏蘭夫；後排左起：周恩來、林伯渠、蔡暢、張奚若、馬敘倫、李立三。
1949年9月21日，第一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在北京開幕。會議討論通過了由郭沫若負責起草並宣讀的大會宣言。圖為毛澤東與郭沫若在會議代表席間交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