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知名甲骨金文學家貝塚茂樹、白川靜等都參加了演講會。到場人員紛紛說：“能見到董先生真是三生有幸！”梅原末治時任京都大學文學院考古學係係主任，特別邀請董作賓到他的研究室和考古係的陳列室去參觀。那個陳列室裏的展品極為豐富，有來自亞洲地區中國、韓國以及東南亞諸國的精品，中國的尤為多。就時代來說，上自殷周在韓國考察新羅時代的佛國寺
，下達明清曆代都有。董作賓對其中的幾枚稀有中國古錢特別感興趣。參觀完考古係，梅原末治又請董作賓參觀“泉屋博古”館藏的中國青銅器，這是以前佳友財閥的收藏，專以中國商周春秋戰國時代的青銅器為主，其品目之多，器質之美，可以說屈指於世。董作賓看完後心情沉重地說：這些東西不少都是中國的，有些就出自殷墟。中國的東西分散於各地，不能像這樣地集中於一處。今後中國考古學者如能繼續努力發掘，相信還可以發現比這更多而更好的東西出來。
日本京都除“泉屋博古”館外，還有一個稱“有鄰”館的，其收藏品雖不能與“泉屋博古”相比，但是，也有幾件珍奇的商周時代的青銅鼎彝，而且青銅器上都有銘文。館主人見董作賓先生前來，特別高興，專門請教將幾個鍾鼎底部難識的字辨解出來。
日本甲骨學界有些人受“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西方”的影響，同時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考古組在進行安陽殷墟發掘的時候，正值兩國關係日趨緊張直至爆發戰爭，因此對董作賓他們的工作缺乏了解，對董作賓的學術成就也頗有微詞。《殷曆譜》發表十餘年來，常見來自日本甲骨學界依據所謂的《內破〈殷曆譜〉》所列舉例證，對《殷曆譜》進行攻擊。董作賓對此采取了不予理睬的態度，他的學生嚴一萍不理解老師的作為，他就給嚴一萍講了這樣一個有趣的故事，說：“有一天，我們老家河南有兩位儒生爭論‘太行山’的‘行’，應讀‘行如字’，還是讀‘戶剛反’。甲說應該讀‘行如字’，乙說應該讀‘戶剛反’。爭論不休，最後兩人同意到一位博學的老先生那裏去求公斷，說明誰輸了，賠一桌酒席。到了老先生那裏，說明了來意，老先生說：‘讀行如字不錯。’於是乙輸了，賠了一桌酒席，吃得甲高高興興地走了。乙忍不住問老先生說：‘讀戶剛反見於《尚書·禹貢傳》，為什麼會是我錯了呢？’老先生說：‘你就讓他糊塗一輩子。’”
董作賓的日本之行雖然時間短暫，但通過訪問促進了學術交流，加深了雙方學術界的理解溝通，為甲骨學進一步深入研究開辟了道路。此後，日本學術界對《殷曆譜》的攻擊，也就銷聲匿跡了。後來，董作賓寫出了《甲骨學在日本》《近年來甲骨學在東亞研究之成績》兩文，對日韓兩國在甲骨文研究方麵的方法、成果作了全麵的介紹和總結。
在日本短短的幾天裏，董作賓不是應邀講演或出席座談，便是參觀各陳列館或名勝古跡。日本各界仰慕董作賓的甲骨文書法，他就拿出筆墨來大書特書，以作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