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老五”尹煥章被河南古跡研究會留下幫忙，當時並未在長沙，不存在去留選擇。後到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工作。１９４９年後，曆任南京博物院保管部主任、華東文物工作隊副隊長、江蘇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委員。與著名考古學家、南京博物院院長、曾國藩的弟弟曾國潢的重孫女曾昭燏合作首次提出了“湖熟文化”的概念。
“祁老六”祁延霈家鄉山東青州淪陷後先到重慶，後奔赴延安參加抗戰。１９３９年在新疆哈密因病逝世，被追認為新疆死難九烈士之一。
“胡老七”胡厚宣家鄉河北望都淪陷，決定隨同史語所走。在史語所一直協助董作賓整理YH１２７坑甲骨文，編輯《殷墟文字乙編》，任務基本完成後於１９４０年進入成都齊魯大學，任國學研究所研究員、大學部教授，中文係主任及中國曆史社會學係主任。抗戰勝利後他在京津滬收集戰時流失的甲骨，成《戰後南北所見甲骨錄》《戰後京津新獲甲骨集》等。１９４７年，轉上海複旦大學任曆史係教授兼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主任，還兼任暨南大學教授。１９５６年奉調北京，任中國科學院曆史研究所（今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王老八”王湘河南南陽人，家鄉未淪陷，但他年輕氣盛，在長沙與進步大學生多有接觸，同時受劉燿的影響，也奔赴了抗日前線。
“高老九”高去尋家鄉河北安新淪陷後決定隨所走。以後他一直在史語所任職，１９４９年升研究員，１９５４年梁思永逝世後，受命整理西北岡報告的未完稿，從此他的後半生就與西北岡緊緊係在一起，最後完成著名的冠以總名的《侯家莊》，從１００１大墓到１２２９大墓計九大本。１９６６年他榮膺“中央研究院”院士，１９７３年出任史語所所長。
“潘老十”潘愨獲派押運古物到重慶，也不能走。抗戰勝利後他在南京接受了著名的司母戊大鼎和毛公鼎，就一直負責看守毛公鼎，以後直到去台灣他始終負責管理青銅器。
“十兄弟”中，四個留下，六個離去，這一離就是生離死別，許多人以後終生也沒有能再見麵。之後舉行了離別會餐，石璋如晚年曾回憶了那慷慨激昂、豪邁悲壯的動人一幕：大家商量好之後，就去長沙相當有名的地方“清溪閣”。參加的人除了十兄弟，李、董、梁三先生，還有幾位技工：胡占奎、王文林、魏善臣、李連春，這都是跟著我們走的。胡的力氣很大；王跟著梁先生去東北調查，也會說蒙語、俄語，是個人才；魏會說蒙文；李是照相的。他們也一起到“清溪閣”參加餞別宴，我們在這裏叫了兩桌菜，菜沒來之前先叫酒。後來同仁的回憶常常提到餞別宴，當時大家誌氣都很激昂，都先喝酒，用小酒杯喝酒，有人素來酒量不大，像董作賓先生就有“董文抿公”之稱，不能喝，李濟先生、梁思永先生酒量也不大。由於在田野久了，像王湘、劉燿、我、祁延霈幾個山東、河南人，喝酒比較爽快，就喝將起來。幾人先說“中華民國萬歲”這是第一杯酒，大家都喝，第二杯喊“中央研究院萬歲”，第三杯喊“史語所萬歲”，第四杯是“考古組萬歲”，第五杯是“殷墟發掘萬歲”，第六杯是“山東古跡研究會萬歲”（因為比較早成立），第七杯是“河南古跡會萬歲”，第八杯是“李濟先生健康”，第九杯是“董作賓先生健康”，第十杯是“梁思永先生健康”，第十一杯是“十兄弟健康”。如此喝將下來，有人已是勉力而為，還沒上菜呢，酒卻喝成這樣，於是有四個人——王湘、祁延霈、劉燿、石璋如四人就倒在餐館地下不省人事，李景聃也醉了，不過沒躺下。我們本來是住在長沙聖經學校宿舍，可是醉到一塌糊塗，又吐，根本不知道怎麼回去。沒喝什麼酒的胡占奎、李連春吃了菜之後，就將我們帶回宿舍，打開房門放到床上。我次日清早醒來，隻記得在清溪閣喝醉，之後怎麼回來完全不記得，真是醉得一塌糊塗啊！第二天早上，大家收拾東西，打點行裝就開始各奔南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