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十年殷墟發掘（上） 五、 山東城子崖發掘
城子崖遺址位於濟南東南七十餘裏山東省章丘市龍山鎮東，東巨河（古武原水）東岸。是一處高出平地三至五米的長方形台地，因其外形像城垣，後來進行發掘時又發現有版築城垣，因此名之“城子崖”。
１９２８年４月北京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人類學專業二年級學生吳金鼎到離龍山鎮城子崖遺址不遠的漢代平陵城遺址作假期野外考察。他途經龍山鎮城子崖，不經意地回頭一望，路溝邊斷崖的橫截麵引起了他的注意，在陽光下一條延續數米的古文化地層帶清晰可見。在其上撿到了陶片、石塊、貝殼、獸骨等物，陶片色澤烏黑、表麵光滑，引人注目。後來，他邀請著名學者山東省圖書館館長、山東大學教授王獻堂再次到城子崖進行調查，發現一隻完整的石斧和大量的漆黑發亮的陶片。吳金鼎先後五次來這裏調查，由於從來沒有見過這種陶片，就積極向有關學術部門反映，並報告給自己的老師李濟。
１９３０年在第三次殷墟發掘結束後，因外界的幹擾暫時停止了在安陽的發掘，考慮到吳金鼎在龍山的新發現，史語所考古組就全體移師山東，與王獻堂、吳金鼎等成立山東古跡研究會，著手進行龍山城子崖的發掘。董作賓和傅斯年、李濟、郭寶鈞等被聘請為山東古跡研究會委員，與王獻堂、吳金鼎等人組成考古工作隊，當年１１月開始對城子崖首次進行發掘，第二年又進行了第二次發掘。
從兩次發掘情況來看，遺址南北長五百三十米，東西寬四百三十米。在遺址的周圍，有一道近似遺址周邊的長方形版築夯土圍牆遺址，地上部分隱約可見，牆根的厚度約一米。文化層四至六米，分上下二層，其獨特的內涵昭示著在中國東部地區，確定存在著一個不同於以彩陶為代表的仰韶文化的另一類型古文化。
城子崖遺址上層出土的有豆、鬲等灰陶器物和銅質兵器等，大家把上文化層稱為“灰陶文化期”，屬商周至戰國時代。董作賓等查閱文獻資料初步斷定，伯益之後所建立的曆經商周兩代的古譚國都城就坐落在這裏，版築夯土圍牆遺址正是譚國都城。譚國，大約建立在公元前１２００年左右，是一個始建於殷商時代的諸侯小國，其領地可能與今天的龍山鎮相差無幾。譚國人的祖先姓子（明代蘇平仲的《譚氏家譜》中記載為姓姒），和曆史上商朝的建立者商湯同姓，譚國是商朝建立以後，由商王分封的一個小諸侯國，進入周代以後，它又接受了周王的分封，繼續存在了三百多年。公元前６８４年，著名的春秋五霸之首齊桓公，以譚國人對他不恭，違背禮節為由，出兵滅掉了譚國，譚國國君譚子出逃到莒國，至此，在城子崖立國長達五百多年的譚國消亡了。
遺址下層出土大量的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石器、骨器、蚌器和陶器，文化層堆積很厚，一般為四米左右，最厚可達六米以上。特別是出土大批黑陶器皿，薄如殼、聲如磬、製作精良，被稱為“蛋殼陶”。這種黑陶與我國西部發現的彩陶文化迥然不同，發掘者稱為“黑陶文化期”，後來被命名為龍山文化。當時，發掘者對它的性質和價值還不是十分清楚，第二年在安陽殷墟後岡發掘時發現了著名的三層文化，後岡“黑陶文化”與城子崖黑陶文化幾乎完全相同。後岡最下層的“彩陶文化”、中層的“黑陶文化”和上層的“小屯文化”相互疊壓，時代脈絡清晰，“黑陶文化”的性質時代也就昭然若揭，即當屬於新時代晚期父係氏族公社時期的文化。董作賓在《城子崖與龍山鎮》一文中指出：“自從民國十九年開始發掘龍山鎮城子崖，‘黑陶文化’已成為中國考古學上一個重要題目。二十年春、秋兩季發掘安陽的後岡，出土了同樣的黑陶，並且斷定這‘黑陶文化’是前於殷墟，後於仰韶。至少在殷墟故地上如此。由此，我們也可以藉以推求城子崖所蘊含的遺物的時代，更使黑陶文化的身價倍增。”董作賓：《城子崖與龍山鎮》，載《城子崖——山東曆城縣龍山鎮之黑陶文化遺址》，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出版，1934年（南京）。
從國外學成歸來的梁思永也參加了城子崖遺址的發掘，他在美國哈佛大學攻讀的是考古人類學，掌握了西方近代考古學的理論和方法。在發掘中詳細記錄了地層、土質、土色的特征，注意到不同土層的堆積狀態，仔細分辨了打破和疊壓關係，準確地區分了不同的文化層，完整地清理出了商周時代的窯址和墓葬，精確地繪製了坑位關係、土質土色標的剖麵圖。１９９１年，山東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對城子崖遺址進行發掘，清理了當年在遺址西南部發掘的一條探溝，借助當時的發掘報告所提供的這條探溝剖麵圖認真進行比對，發現他們對文化層次和土質土色的劃分描述，對版築牆址建築程序及結構的認識都是極為準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