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輯上天的禮物
內心的故鄉
很多年前，我從報上剪下了一幅川端康成的照片，他嘴角下垂，眼睛看著斜上方。那種孤冷、清寂和隱隱的驚恐，我從未在別的作家那裏看到過。
川端康成從他的幼年時代起就生活在一條死亡的河流裏，兩歲喪父，三歲失母，七歲時外祖母病故，到了十六歲，唯一的親人外祖父也撒手而去。我想，一個在淒涼中生活，並且總是想著自己是孤兒的人，大概臉上就會停留著這種表情吧。
我內心的表情是否正是如此呢？
那種隱約的驚恐，是我最熟悉的東西。
我出生在一個邊遠省份的小鎮上，三歲喪父，母親常年不在家。我經曆了饑餓和失學，七歲開始獨自生活，一個人麵對這個世界。對我來說，這個世界幾乎就是一塊專門砸向我胸口的石頭，它的冰冷、堅硬和黑暗，我很早就領教過了。
我不信任這個世界，懷疑一切人。八歲的時候，我的外祖母從鄉下來鎮上看望我，她給我買了我喜歡吃的叉燒包，但我卻認為她在裏麵放了毒藥。種種陰暗病態的念頭一直折磨了我許多年。
麵對現實，我是一個脆弱的人，不擊自碎，不戰亦敗。對這樣的一個人來說，寫作不是一種選擇，而是一種宿命。
我很早就開始記日記。文字就像我死去的父親和遠在別處的母親，又像替我阻擋世界的厚厚的被子，它們從我的筆下，返回我的心髒，成為我黑暗內心中的光芒。現實被及時地忘記，人在幻覺中變得強大。文字們一個個手執劍戟，精勇突進，有多少凶惡的仇敵，被它們一劍封喉；又有多少從未得到過的柔情，從自己的內心出發，經過文字，變成花瓣落回到自己的肩頭。
從日記出發，到達詩歌，又從詩歌到達小說，二十多年來，寫作已經成為了我的生活方式。
不寫作我會陷入抑鬱，情緒低落、焦慮、煩躁不安，就像一個吸毒的人斷了頓兒。寫作則使我安靜下來，重建信心，進入一種明亮的興奮狀態。寫作順利的時候我感到身體健康，人生美好，願意活到一百歲。就這樣，寫作衝淡了我的恐懼感，它使我看到了另一個世界，這個世界並不像我生命早期所看到的那樣處處黑暗。
我從版圖最邊遠的省份來到北京。我的家鄉北流縣，有著古代流放犯人的關口，叫鬼門關，民謠裏說的“過了鬼門關，十去九不還”就是指的這個地方。我成年以前並不喜歡自己的家鄉，事實上我更不滿的是自己的生活，我在成長中焦慮、煩躁、驚恐不安，時刻盼望著逃離故鄉，到遠處去。我從北流到南寧，從南寧到武漢，最後來到北京。
現在我在北京這座城市已經生活了十多年，就像我至今分不清它的東南西北，我同樣無法洞悉這個城市的秘密。北京是一座偉大的城市，但它遠在我的身外。“雖信美而非吾土。”有時我會想起古代詩人王粲麵對一座壯美的樓閣時的感慨。
就這樣，故鄉在我離開它多年之後才最終來到我的心裏，隻是此刻它早已麵目全非。三年前我回北流，我看到，它比七年前變得更加嶄新和陌生，我認識的街道已經消失，熟悉的樹木不見了，大片的田野變成了工地。尤其是，我的母語也夾雜了一些普通話和廣東話，這使它變得奇怪，有一次文聯在一家賓館裏請吃飯，飯桌上全是本地人，但上菜的小姐每上一道菜都用普通話而不是本地話報出菜名。我想，如果今天我仍生活在故鄉，一定也像一個異鄉人吧。
我住在東城一幢高層建築的八層樓上，我女兒從五歲起就在陽台種玉米，至今已經種了幾年了，因吸不到地氣，又沒有充足陽光，結果每年都不抽穗，女兒總是白歡喜一場。我想我有一半像這玉米，既不是城市之子，也不是自然之子。
好在文學收留了我，我無根的病態和焦慮，以及與人隔絕的空虛感，都在文學中得到了安放。
我先後從事過多種職業，現在成為了一個靠寫作生活的女人。目前的情況是，我國有十幾億人口，即使隻有一萬人買我的書，我就能以最低的生活水準生存下去，而不必看市場的臉色。
我逐漸平靜下來，這使我慢慢看到了他人的生存。
我願意看得更多一些，自二〇〇〇年的五月到九月，我一個人獨自上路，四次進出北京，沿著黃河流域，旅行了兩萬多華裏。我看到了無數的田野和山脈，看到了鄉村的集市與學校，老人和孩子，羊和牛，送葬的隊伍和曬在馬路上的麥子。我雖不擅長參與社會現實的寫作，但我確信，對底層和弱勢群體的關注會使我的內心變得健康一些。
把自己寫飛，這是我最後的理想，在通往狂歡的道路上，我這就放棄文學的野心，放棄任何執著。我相信，內心的故鄉將在寫作中出現。
如果有一天，我不能再寫作，就讓文學像細菌一樣潛伏在我的肌體裏吧，讓它們與我一起，與萬物共生長，或者，與萬物同消亡。
我曾經如此畏懼這個世界，世界卻以文學擁抱了我，我唯有感恩。生命熱情何在
——與我創作有關的一些詞廣西北流
屋。長大以後我怕上班，怕開會，怕打電話，怕組稿，怕采訪。現在有些怕已經被克服了，有些怕永遠不能。
而世界是冰冷的，親人那裏也無法給出足夠多的溫暖。內心寒冷而黑暗，我作為一個心理有問題的人生存於世，麵臨各種困難，常常感到自己脆弱、無助、絕望。
我向來覺得，文學是弱者巨大的依靠。靠著文學就溫暖了，靠著文學就有亮光了。現在我是一個感恩的人，感謝上天讓我成為一個跟文學有著密切關係的人。文學使我慢慢地消除恐懼，使我不以自己的恐懼為恥。而我注視自己的恐懼，把它寫出來，就成為了我這個人的文學。
焦慮
我以為自己已經不焦慮了。是啊，有什麼要焦慮的呢？一切都好，天又塌不下來。不久前參加了一個小型聚會，認識了一個朋友，他從未看過我的小說，聚會快結束的時候他告訴大家，他第一眼就發現我是一個焦慮的人。我很吃驚，因為我並不認為自己焦慮。我問他是從什麼地方發現的，語言？動作？或是神情？他說是眼睛。
一個曾經焦慮的人，她的眼睛裏就永遠都會有陰影嗎？
一九九六年我特別焦慮，因為我沒有工作了，我想我快沒有飯吃了，我的女兒怎麼辦呢？如果我病了呢？會有不少人認為這是誇大其詞的吧，怎麼會沒有飯吃呢？又不是舊社會。但我堅持認為，如果我病了，就的確會沒有飯吃的。而在我沒病的時候就要不停地寫作為稻粱謀，這樣的東西能有好的嗎？如果有一天寫不出來了，我和女兒又會沒飯吃了。
千真萬確，我當時就是這樣想的。而且我不相信別人會幫助我，也不相信我的作品能繼續出版掙到稿費，每出一本書我都認為這是最後一本，我會多買幾本自己的書，因為以後再也沒有了。我會設想多年以後，一個人撫摸著幾本書回想自己一生的情形。對於光明和溫暖，我向來是懷疑的。
有時也會想通了，於是大義凜然地決定，就讓自己餓死好了，就當自己是聖徒吧。當然這很可笑，但也沒有緩解我的絲毫焦慮。
人跟人不一樣，我有一個女同事是個博士，辦了個文化公司，搞演出和畫展，結果虧了一百萬，但她舉重若輕，照樣談笑風生。一個朋友很崇拜她，同時又擔心她將來成為邪教領袖。人和人的心靈質地是相差很遠的，同樣是失敗，同樣是沒有飯吃，或者同樣是對沒有飯吃的想象，反應卻完全不同。
還有一次是在二〇〇〇年，那年年初剛剛出版《玻璃蟲》，手頭無事可做，感到無限空虛，聽說中青社要弄幾個人去走黃河，每人發兩萬塊錢當路費，發一台筆記本電腦，回來交一本書。我頭腦一熱，也報名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來路，我喜歡告訴那些問我的人，我是從鬼門關來的。我會進一步說，如果查《辭海》“鬼門關”這個辭條，就會看到，上麵寫著：鬼門關，在今廣西北流縣。那是古代流放犯人的必經之地，過了鬼門關，十去九不還，說的就是這個地方。蘇東坡流放海南，就是從北流經過，停留了十幾天。現在那裏還有一個東坡亭，亭子旁邊有一棵高大的玉蘭樹，還有一口八角形的水井，我小時候經常去那玩。
我八歲之前住在龍橋街，八歲至十三歲住在沙街，兩條街都靠近河邊。河叫圭江河，世界上的河流大多向東流，但圭江向北流。沙街有碼頭，有水運社和農業局，對岸有一個船廠，造大木船。經常有船隊從上遊浩蕩而下，然後停在沙街的碼頭上。我母親的單位是婦幼保健站，房子狹長幽深，有三進天井和三層樓。聽說是舊時的客棧。而隔壁曾是鹽倉，牆皮剝落，滲出一層白色的鹽堿。保健站經常沒有人，閣樓上常年堆放著塑料做的生殖器模型。
廣西已是邊遠地區，從北流到省城南寧，還要先坐汽車到玉林，再從玉林坐七個小時火車才能到。如果要去北京，則要坐三天三夜火車，先從玉林到柳州，再倒火車。北京跟北流本來毫不相幹，但我隔壁住了一戶北京人，有著我們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那家的女兒跟我同歲，知道畫家兼革命者何香凝。她跟我說：我姥爺家有何香凝畫的一隻大老虎！她姥爺是京城畫師，跟何香凝曾有交往。
跟北京相比，北流是蠻荒之地。這種邊民的身份就是我生命的底色。
碎片
我有相當一部分作品是片斷式的。長中短篇都有。我知道這不合規範，看上去零亂，沒有難度，離素材隻有一步之遙，讓某些專家嗤之以鼻，讓飽受訓練的讀者心存疑慮。
但我熱愛片斷。
片斷使我興奮，也使我感到安全。
是誰確立了這樣一種價值觀的呢？隻有完整的、有頭有尾的、有呼應、有高潮的東西才是好的，整體性高於一切，碎片微不足道，而我們隻能在這樣一種陰影籠罩下寫作？
在我看來，片斷離生活更近。生活已經是碎片，人更加是。每個人都有破碎之處，每顆心也如此。
《說吧，房間》如果不是片斷式的，我將會沒有寫作的熱情。一個離婚下崗的女性，生活、情感、工作、婚姻，一切都已經破碎，而一個光滑完美的敘事離現實是多麼遙遠。《萬物花開》也如此，一個腦子裏長了五個瘤子的鄉村少年，我不願意把完整連貫的故事強加給他。
生命氣質
生命氣質就是一個人的生命本體散發出來的氣息吧。一個人寫的東西為什麼跟另一個人寫的不一樣，正是因為氣質有所不同。所以永遠也不要去模仿別人，不要聽從外麵的潮流。世界如此浩瀚，你隻需聽從你內心的聲音。或者說，你站在你所在的位置，用你的心，同時也用你的皮膚和五官來感覺這個世界，然後把你內心的話說出來，這樣就行了。如果別人不理睬也不要委屈，不能發表出版，沒有多少讀者，沒有人評論，也沒有入選進年選，都不要委屈。不能得獎就更別委屈了。得獎的幻想要早早就斷念，越早越好。這樣你心裏就安靜了，像一片天然的草地那樣幹淨明亮，該發芽就發芽，該開花就開花，即使一場大火燒光了，到春天仍會生長。
這樣就好了。
對底層的關注是必須的，但我希望不是站在外麵的一種張望，而是置身其中，也就是說，是從自身的生命出發，散發出自己的生命氣息。是自白，而不是代言。
我有代言的能力嗎？我有代言的權利嗎？似乎都沒有。重要的是，我覺得，在我的創作中，自白比代言也許更有精神性。
近期的短篇《去往銀角》和《紅豔見聞錄》就是這樣。我看到有文章說，這是關注生活在底層的女性，但由於缺乏底層生活經驗，林白隻是一個在溝邊俯瞰的女知識分子。我明白，文章是把我當成底層女性的代言人以及底層生活的反映者來要求的。這是一種至高無上的光榮，但這種光榮不屬於我。
在我看來，《去往銀角》和《紅豔見聞錄》是另一部《一個人的戰爭》，雖然寫的是下崗女工，跟社會問題有關，但跟我個人的生命本體卻有著某種一致性，一種疊合。這兩篇小說，在精神上是一種自白，在藝術風格上也是。在生命本體上，那個弱勢的女性，跟我本人，有著一種一致性。那個受到體製的、男性的、科學的控製的女人，她不是別人，正是作者本人。作者沉浸其中，感受到人的處境，孤獨無助的人類的處境。就是這樣。
每個人寫什麼都是與生俱來的。一個人的生命底色就在那裏，寫作不是雜耍，今天耍這個明天又可以耍那個。每個人的風格都隻能從她自己生命的深處長出來，像植物那樣緩慢地生長。快速更新的是什麼呢？塑料。
恐懼
從小我害怕這個世界。小時候的同伴對我後來當了記者相當吃驚，她說記得小時候我是一個特別膽小的女孩，不怎麼說話，看上去特別害怕。害怕、驚恐、恐懼，說的差不多是同一種狀態。因為從小失去父親，沒有安全感，一個人要獨自應付所有的事情，一個小孩獨自一人住在一幢大房子裏，時刻準備麵對那些從黑暗中冒出來的鬼。
不僅僅是鬼，任何東西對我都有壓迫。我怕狗怕貓也怕人，既怕生人也怕熟人，甚至害怕自己的親人。我害怕母親，如果我在屋子裏，母親進來了我就會找借口出去，如果母親在屋子裏，我則盡量不進門。但我一拿到兩萬塊錢就開始焦慮，我坐立不安，嘴裏不停地說，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我寫不出來怎麼辦，我肯定是寫不出來的。當時在場的有何向陽、紅柯、李敬澤等十幾個人，大概誰也沒有想到我是這麼焦慮的一個人。當時我覺得拿了人家的錢，又交不出書稿，這是一個天大的笑話。我對自己毫無信心，我跟黃河一點關係都沒有，而且我高度怕人，完全沒有跟人打交道的能力，這麼艱苦的行程，兩眼一抹黑，又不是寫小說，我的語言、夢想、感覺、回憶，一點都不能派上用場。
總之我一路焦慮，四進四出北京，回來之後還沒有把握。我對編輯說，我可能要一年才能寫出來。結果兩個月就交稿了，比誰都快。這本書叫《枕黃記》，我心裏想著是應付任務的，還沒有好好寫，以後還要寫《騎河記》和《杯水記》。當然，更大的可能是不寫。
那位新認識的朋友給我發來短信，告訴我，有關焦慮，薩特如何說，某某又如何說，其實道理我知道，焦慮卻是莫名其妙不可理喻的。懂我的人自會懂我，不懂我的人會認為我誇張。
焦慮被認為是一種性格上的缺陷，不會再有平靜的生活和健康的身體。焦慮就像把自己架在一堆火上，這個人是出問題了。寫作緩解了我的焦慮，我想，我已經好多了。
女性主義或女權主義
我對女權或女性主義的理論知之甚少。八十年代我買過波伏娃的《第二性》，九十年代又買過李小江的《性溝》，但我並沒有讀。我不太喜歡理論，我買波伏娃的著作是因為喜歡她與薩特的生活方式，與《第二性》相比，我更喜歡她的《越洋情書》，那幅與情人依偎著坐在秋千上的照片令我豔羨，我夢想著某一天自己也能擁有那燦爛的笑容。
對於批評界把我歸入女性主義文學，我非但不介意，反倒竊喜。歸入什麼主義我或者都會竊喜的吧。學術界會有自己的道理的，如果我的作品通過各種主義得以傳播，我覺得是好的。
女性文學是有的。女性對世界的把握跟男性有所不同，女性的優秀跟男性的優秀也不太一樣，女性的美跟男性的美更有本質的區別。當然這種種不同有可能都是男權文化給我們每個人的暗示。而個體差異比性別差異更大，更值得變成文學。
生命夢想
我不是一個攀登文學高峰的人，從不給自己定過高的目標。對我來說，生命的熱情和夢想比文學更重要。一部長篇小說像不像長篇小說，一部中篇，一個短篇，它們是否符合它們所應該的那樣，我不喜歡這些問題。所以不為難自己。我的好處是，我從未受過正規的文學教育，當初沒有上中文係是上天要成全我，不讓我長學識，有敬畏。老天爺看出來，這不是一株當盆景的材料，就不給她剪枝算了，讓她野去吧。
對過分精致的東西，那些太講究、太風雅、太細膩的東西，我都無福消受。從味覺上感到太甜。我覺得苦瓜好，芥菜（雲南叫苦菜）也好。我最受不了的是茶道，好好的一杯茶，偏要左三圈右三圈地轉，把茶完全搞暈了，我要是茶我就不願意。
我要是小說，我也不想起承轉合，塑造典型人物，寫一個好故事我也不願。如果我是林白寫的小說，我希望我就是她黑暗的生命熱情中生長出來的那一個，麵目不清的，混沌的，有時上天入地，有時滿地打滾，時而精彩時而乏味的那個人，那個鬼，那個人鬼不辨的什麼。
從一九七七年發表第一首詩到現在，從一九八三年發表第一篇小說到現在，有二十多年了，我發現自己的熱情依然如故。我還會寫下去。
對我而言，生命熱情是一種無盡的渴望，它潛伏在黑暗中。很多時候，我寫作是為了自己，而不是為了文學。寫作給我內心帶來光明，也帶來食品、書籍、衣服和朋友。我還希望，通過寫作，我能找到我前世的朋友和愛人，那些當我還是一棵草的時候，給我澆過水的人。我的作品將散發出特有的氣息，前世的愛人會認出我，悲喜交加。這是可能的，我相信。總會有一天，在給某個人的書上，我能寫下以下文字：
那一年
寫下《萬物花開》
不為文學
隻為途中與你相遇或者：那一年
寫下《婦女閑聊錄》
不為文學
隻為貼著你的溫暖然後，我再鄭重寫下：某年某月某日，仿倉央嘉措贈某某某。這就是文學給我的無上恩寵。文學站在你麵前
我的鄰居毛毛蟲（網名）說：打死我也不讀小說。對此我很不理解。我認為讀小說起碼比逛商場好，商場人多，一進去就頭暈，而且好東西價格巨高，讓人平添鬱悶。
於是，毛毛蟲認為，文學就是為我這樣身心不太健康的人準備的。這是她找到的文學存在的理由。毛毛蟲在一家公司當文秘，收入可觀，每周一三五去東單遊泳館遊泳，二四六去舞蹈學院成人班練芭蕾，剩下的時間或在家看碟，或上三裏屯泡吧，長假則與男朋友前往新馬泰觀光。她每天描眉點唇，打扮光鮮，興衝衝地在樓裏進進出出，跟新疆民歌一樣歡快。
光陰似箭，毛毛蟲說著話就三十歲了，三十歲的毛毛蟲有一點不景氣，先被解雇，接著又失戀。毛毛蟲一不打扮，看上去就有點老了。一個女人，如果她三十歲還沒有出嫁，如果她有一點自戀，一點自卑，有一點自怨自艾，又有一點自視清高，有一點聽天由命，又有一點不甘，有點蔑視世俗，又有一點懼怕世俗，那她離文學就不遠了。文學總會找到一些脆弱的地方，悄無聲息地走進人的內心，就像一條蛆，找到一隻帶縫的雞蛋。
毛毛蟲漸漸喜歡看一些傷感的電影，漸漸地喜歡讀一些愛情小說。我想，如果她到四十歲還不嫁，她讀完了《紅樓夢》，就該讀《追憶似水年華》了吧。到了五十歲，她看瓦雷裏的《海濱墓園》，在寂靜中吟誦“高傲的水嗬，你水皮下藏著多少慧眼/火紗下隱伏著多少昏倦/我的沉默嗬，你是靈魂中的大廈/而那輝煌的金色正鍍滿你頂上千萬塊瓦片”。她會讀《日瓦戈醫生》，讀卡爾維諾的《我們的祖先》，讀杜拉斯的《情人》，讀博爾赫斯、村上春樹、三島由紀夫，也讀王小波，也讀餘華莫言劉震雲、王朔陳村阿城、格非蘇童葉兆言，讀蔣韻鐵凝方方池莉王安憶遲子建陳染徐坤徐小斌虹影，讀翟永明西川於堅伊沙北村李洱東西鬼子邱華棟等同誌的作品。六十歲的時候，葉芝出現了，他著名的愛情詩《當我老了》在老眼昏花中呈現，在無邊的夜晚，他的詩句像星星點點的燈火，遠遠地照亮毛毛蟲從未有過的愛情，她的青春已經消逝，愛情已經破碎，歸於零，文學則無中生有，給她一點幻覺，代替生活，拉住她的一片衣袖。
當我老了，毛毛蟲已經不存在，她從來就不曾存在過。等到我真的老了，兩眼昏花，四肢僵硬，一年四季，聽不見打雷的聲音，我的身邊沒有親人，我希望我的積蓄能夠讓我去做一次成功的白內障手術，讓我雙眼明亮，我將在平靜的白天和夜晚，拿出陳年的雜誌和書籍，躺在躺椅上，曬著太陽，在有一搭沒一搭的閱讀中度過我的暮年時光。這時候，文學就成為了一條狗，蜷縮在我的懷裏，溫暖柔軟，充滿人性的光輝。
回想年輕時光，文學如同驚雷閃電，雪亮的刀鋒，它那豹子一樣斑斕的毛皮，多麼華貴炫目，多麼虛榮。而這一切已經遠去，天高雲淡。
這樣看來，文學似乎是為這樣一些人準備的，失意、潦倒、青春不再、孤獨、疾病在身，它從你的心穿過去，站在你麵前，像一條狗陪著你。我與散文
我最早看到的散文，是否就是《紅旗飄飄》呢？
在沙街昏暗的閣樓上，有一個大木箱，裏麵有許多書。我蹲在地上，一本一本地把它掏出來。掏出一本，是《代數》，又掏出一本，是《物理》，再掏出一本，是《生物》，這些書都不好看。直到掏出一本紅顏色封麵的書，這本書有一個好聽的名字，有動感，有風聲，也許這裏麵會有一些打仗的故事吧，我於是翻開書頁，看了起來。
《紅旗飄飄》，它的故事到底是長征？或者是第幾次國內革命戰爭？現在想起來，完全是一片模糊，就連它的封麵，可能也已經被我的記憶改寫了。當時我七歲，或者八歲，已經認識了不少字，有了一知半解的閱讀能力，但就我的智力而言，我更願意讀《紅岩》。
接下來我讀到的散文是魯迅的《朝花夕拾》，這是我們縣城的新華書店裏所有能買到的最像樣的書，是一本很薄的冊子，有一個美麗的名字，我一下十分喜歡。直到現在，在魯迅的所有著作中，我還是最願意讀這本書。我喜歡讀所有作家的“朝花夕拾”，比如，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又比如，蕭紅的《呼蘭河傳》。
如果要我列十本我最喜歡的書，一定是要有《呼蘭河傳》的。每當想起蕭紅，我就會找出這本書，深藍的封麵，白色的書名，隻有蕭紅二字是紅的，定價隻有五角九分。我熱愛蕭紅，但我多年來一直讀不進她的《生死場》，我知道它同樣也是很好的，但既然有《呼蘭河傳》，我就不要讀《生死場》了。
《呼蘭河傳》我也隻讀前半部分。
到了第五章，每次都是隻讀一頁就不往下讀了。我不知道批評家們是怎樣看的，在我看來，《呼蘭河傳》的前半部分是散文，後半部分可以稱為小說。其實對於蕭紅，我尤其不願意糾纏文體，隻是為了敘述方便，我想說，我是從《呼蘭河傳》這樣的小說裏認識散文的，或者說，我就是從那裏，認識到了一種超越文體的光芒四射的文字。
我的有些小說，也被人認為是散文化的小說。所以我把這些小說中的一些像散文的段落摘下來，安一個題目，就成了一篇散文，我覺得這有點像一個人換了一件衣服。
我想，無論寫小說還是寫散文，都是一份為自己黑暗的內心尋找光明的心願。秘密之花
長久以來，寫詩一直是我的文學理想。時至今日，我感到，這一理想難以實現。
有一年，我跟一位對詩素有研究的朋友說我想重新寫詩，當時我已經有很多年不寫詩了，手生眼疏，空有對詩歌的情懷。他給出的辦法是，首先要沉默，然後還是沉默，隻要一直沉默，最後你就能寫出詩來。我覺得，這是可以嚐試的。並且我確信，如果不寫任何東西，少說話，安靜、焦躁，再安靜，再焦躁，在時間中等待，慢慢就會有一些詩句從空氣中浮上來。
詩歌就是這樣一些奇怪的事物，你不知道它什麼時候出現，但如果你不沉默，不懷有期待，它永遠都不會到來。
而小說的確是喧鬧的，它由許多字堆積而成，裏麵站立著人物、命運、故事、世間的紛擾，它處在另一層時空，而詩歌則高懸在它的頭頂，懷著另一種情感和智慧。如果小說幸而與詩有一個交叉點，這類小說我以為是難能而優秀的。
詩歌的神靈不隻隱藏在星空，同時也隱藏在垃圾裏，垃圾、街道、灰塵、草、屍體、秋天、膠水、啤酒、油條、大蔥、拖鞋、馬桶，以及劣跡斑斑的牆角。它們深藏在物體的心髒，它們和詩人一起，共同等待神靈降臨的時刻，那是晦暗時分的閃電，耀眼的光芒倏忽而至，直擊事物的內部，那些詩歌的漿汁，呼嘯而起，成為銳利的花瓣。
我陷入小說已經太久，回到詩歌的道路越來越漫長，但我對詩歌永遠都懷有一種殷勤，我將殷勤地等待詩歌，無論我寫小說，還是不寫。我將把詩歌作為自己的隱私，在二十年漫長而浮泛的詩歌生涯之後，重新成為一名初學者，我會在深夜裏寫詩，但我不會把詩作拿出來，它們永遠是我的秘密之花，在暗中誕生並成為灰燼。這種羞怯之情，就是我對詩歌的最高敬意。時光從我這裏奪走的，你又還給了我
我知道，肯定有人認為我的作品不是真正的長篇小說，《一個人的戰爭》、《說吧，房間》、《萬物花開》，還有最近的《婦女閑聊錄》，它們是嚴格意義上的長篇小說嗎?如果一個人指望看到一部長篇小說，結果看到的卻是這樣一些文字，他會失望嗎?如果它們不是長篇小說，那又是些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