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聰明嗎？中國人智慧嗎？
我們教不了人們任何東西,我們隻能幫助他們發現自己
————伽利略
2008年，中國經濟形勢陡然緊張，大批企業關門倒閉，許多大學生畢業等於失業，這有國際大環境有關，但更多是中國人本身的問題！
這些問題，源自中國人的戰略選擇！
競底戰略使中國有過輝煌的“奇跡”，但也造成了結構性的困局。如果不使這種戰略升級進化，它還將決定中國人的未來。
中國人喜歡將自己與猶太人相比，他們稱善於做生意的溫州人、潮汕人為“中國的猶太人”，在此簡單舉個典型案例，比較猶太人和中國人做生意的模式：
東歐某個城市在城東和城西，各修築了一條新馬路。於是，猶太人在西邊，中國人在東邊，各開了一家修車店，他們的價格都很公道，服務非常好，兩家店的生意都十分紅火。
不久，另一個猶太人在西邊發現，人們來修車時，常常要費時等待，他就在修車店的旁邊開了個餐館，專營猶太美食，不久就聲譽鵲起，不少人即使不修車，也願意前來光顧。
而在城東，另一個中國人看修車生意好做，就在街對麵克隆了一家新店，為了招徠顧客，他按照對麵老店的價目表，九折收費，兩家店的關係有些緊張，但大家的日子還能過。
又過了一陣子，另一些猶太人看城西的人流越來越多，就漸漸開起了超市，建起了住宅、教堂、學校，西邊慢慢形成一個繁榮的新興社區，房地產也開始增值。
而在東邊，更多的中國人來開了修車店，價格戰變得白熱化，每家店都偷偷在客人麵前詆毀自己的同行，為了控製成本，店主們不惜克扣修車師傅的工資，甚至在修車時已次充好，偷工減料。於是，高水平的技師都流失到西邊猶太人的修車店，不太在乎價格的優質客人也不來了。
慢慢的，城東西的修車業務出現了“產業分工”：高價車、新車都到城西維修保養，盡管那邊修車的價格平均是城東的三倍；而二手車、廉價車都到城東，盡管他們的服務差強人意，但畢竟收費低廉。
於是，猶太人的修車店賺得盆滿缽滿，而城東的中國人雖然很辛勞，卻在苦哈哈地熬著，僅混了個溫飽。
再後來，最先在城東開店的那個中國人下定決心，準備貸一筆款把自己的店搬到城西去，他假裝客人到猶太人的店裏去考察，發現猶太人用賺來的錢買斷了幾項專利，修車的效率提高了五倍，質量提高了三倍，而此時城西因為成了旺區，房價和房租都上漲了120%。中國人發現，如果在猶太人的店鋪旁再開個店，憑他現在的資金和技術，恐怕隻有死路一條。
這個中國人百思不得其解，論聰明和點子，他自忖不輸給猶太人；論勤奮，他幹得絕不比猶太人少，甚至已經把猶太人用來念聖經，守安息日的時間，全部用於工作；論節儉，除了看看電視，他根本沒有什麼娛樂。他把自己的失敗，歸咎於那些後來的中國人身上：
他覺得自己和他們，就像放在簍子裏的一群螃蟹，任何一隻想要往上爬，其他的螃蟹便紛紛攀附在他身上，結果把它拉下來，誰也走不出困境。
螃蟹文化，就是競底文化的一個表現，每一隻“螃蟹”都被拉到底線，才肯罷休。
中國人聰明嗎？中國人智慧嗎？
如果說東歐的這個故事，離我們太遙遠，那我們看看身邊發生的事情:
深圳寶安是一個電子產業集中區。李誌強（化名）在1980年代末，就在此開了十幾年的電子加工廠，主要承接美國的電話機訂單，也做少量的內銷。這樣的廠在深圳多如牛毛，品牌毫不重要，姑且把它叫誌強廠吧。
誌強廠這十幾年的風風雨雨，可算是中國製造業的一個縮影。最開始它從港台商人手裏接單，幾年下來，摸熟了出口美國的渠道，就開始直接接單，到2007年，每年的出口額穩定在四億左右(人民幣，下同)。
電話機是低利潤產品，李誌強常常把自己的競爭戰略掛在嘴邊：“便宜就是硬道理”。他給我舉了個例子，這個例子集中反映了中國商人的思維方式，在征得他的同意後，我詳細記錄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