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氏春秋》認為，要想獲得真實的信息，就要重視保護直言正諫之士。一般的臣屬，總是依君主的好惡喜怒傾向行事，不肯反映實情。《貴直論》載：齊宣王喜好射箭，並願意別人說自己的力量大。本來他能拉開的弓不過“三石”，可是，當他讓臣屬試拉自己的弓時，人們都說：“這弓肯定有九石多，除了大王誰能拉得動呢？”可悲的是，宣王不知有假，“終身以為用九石”。為了避免這可悲的現象發生，《呂氏春秋》主張，聰明的君主要聽逆耳忠言，要重視直言正諫之士。《貴直》說：
“賢主所貴莫如士，所以貴士，為其直言也。言直則枉者見也，人主之患，欲聞枉而惡直言，是障其源而欲其水也，水奚自至？”“亡國之主，不可以直言，則過無道聞，而善無自至矣。”不聽逆耳之直言，不尊重直言正諫之士，無從獲得真實的信息，勢必阻礙領導渠道的上下疏通，發生阻塞現象。
鼓勵直言正諫，支持和尊重敢於麵刺君王之過的直士，這是先秦及以後思想家們一致的見解。曆史上也湧現過不少模範君主，如唐太宗李世民“以人為鏡”的格言，被傳為千古佳話。但直言和納諫的合理配合，是以君臣雙方的良好個人素質為前提的，即聖君良臣。然而，在現實生活中，聖君良臣的合理搭配，並非比比皆是，這就使得直言和納諫的結合，遇到許多困難。因此，為保持領導渠道的疏通，就應該在法製建設、製度建設上多下功夫。領導渠道的疏通也應由人治走向法治，在弘揚虛懷納諫和仗義直言的傳統美德的同時，讓領導活動的信息疏通有更多的法製保障，讓信息流通更加順暢。
“凡主之立也，生於公”
所謂公道原則，是指在領導活動中，秉公辦事，不徇私情，在物質和精神條件的給予上，公道對待所有被管理者。這一原則是健康正常的管理氣候所必具的條件，是激勵得以發生實效的前提。
在《呂氏春秋》之前，諸子百家們已經發現了這一原則。
最早闡述公道原則的是孔子。他有一句著名的話，叫“不患寡而患不均”。意思是，不必憂慮財富不多，隻憂慮財富分配不公平。
墨翟的尚賢說，闡發了給予人們從政機會的公道問題。他認為，在德才兼備的前提下，不論出身如何，社會地位怎樣，都要給以公道的從政機會。“不黨父兄，不偏富貴”。商鞅和韓非，論證了賞罰問題上的公道原則，主張“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對所有的被管理者一視同仁。
在先秦時期，將公道原則做了總結和概括的著作是《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中的《貴公》篇，集中論述了“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的道理。《貴公》總結了曆史上安危治亂的事實，認為治源於公道，亂源於不公：“嚐試觀於上誌，有得天下者眾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貴公》認為，公道原則具有自然界的依據。陰陽二氣的和諧，雨露風霜的及時，並不單單是為了哪一類生物，“不長一類，不私一物”，而是為了一切生物。同樣的道理，作為萬民之主的君主，在管理社會的時候，也應做到公道辦事，無偏無袒。《貴公》還引證《洪範》的話說：“不偏向，不私黨，王道如此平坦寬廣；不偏向，不歪斜，遵從先王的原則；不逞一己之好，遵從先王的正道；不逞一己之惡，遵從先王的正路。”總而言之，公道是關係治亂興亡的根本原則，“凡主之立也，生於公。”任何管理者都應遵循這一原則。先秦時期思想家闡發的公道原則，在以後的各個曆史時期被許多思想家繼承和發展，成為貫徹整個中國古代管理思想史的重要內容。
公道原則是古人留給我們的寶貴精神財富。在現代管理實踐中，仍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現代管理的一個重要手段是激勵。激勵要想發揮效用，必須有一個前提，這就是管理者遵循公道原則，秉公辦事，無偏無袒，一視同仁。在激勵的原則條件既定的情況下，該賞則賞，該罰則罰，該多就多，該少就少，不論是“皇親國戚”、父母兄弟，還是普通群眾、一般同事，一律按章辦理、循規辦事。如此方能建立起激勵的信譽和權威，完善管理者的形象。行為科學認為，人的行為受著目的的支配。目的是由需求的不滿足所引起的。要想製止不利於管理活動的行為，啟動有利於管理的行為，就必須研究人們的需求是什麼，並且盡力滿足這種需求。堅持公道原則是滿足被管理者需求的必要內容之一。因為求得公道待遇是人之常情。每一個心智正常的人都有被公道對待的心理需求。固然，有公道對待，人們未必因此為集體付出全部的力量、視企業單位為家；但是，如果沒有公道的對待，那麼人們就會心情沮喪，怨氣重重，就不會有積極的工作態度和努力向上的精神。所以，為了調動被管理者的積極性，就必須堅持公道原則，盡量滿足人們求得公道對待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