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澳大利亞最富裕的家庭擁有更多的國家財富時，越來越多的其他人在爭奪餘下的財富，這就加劇了社會財富擁有者之間的差距，製造了社會緊張（Way，1997）。
澳大利亞社會服務委員會（ACOSS）和堪培拉大學國家社會與經濟模式研究中心（NATSEM）的主任Ann Harding的研究顯示，有證據表明富人正在越來越富。
ACOSS認為，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澳大利亞在解決貧困和降低貧富差距方麵取得了顯著進步，但最近這個進程緩了下來，貧窮再一次損傷社會，貧富差距又在擴大。
當窮人不能變得更窮時，他們的人數就會越來越多。Waters（1995）十分重視正在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現象：以人均收入為基礎，1800年的貧富比為2：1，1945年為20：1，到1975年則是40：1。帕累托法則同樣適用：20%最富有的人掌握了全球83%的收入，而20%最窮的人則隻占有全球1.6%的收入。這些數據表明了這樣一個趨勢：全球經濟增長使越來越多的人邊緣化。
ACOSS的統計數據表明，1994年，每9個澳大利亞人中有1人生活貧困。這意味著有180萬窮人，其中包括63萬兒童（Way，1997）。10%最富有的人掌握了超過50%的國家財富，而50%最貧窮的人隻擁有3%的財富。Harding（1995）的研究表明，1981-1982年到1989-1990年間，10%最富有的澳大利亞人占有全國總收入的比重增加了3.1%，要達到平衡就隻能是其他90%的澳大利亞人所占比重減少。
計算機技術湧入家庭的現象與家庭收入也極其相關：70%年收入逾7萬美元的美國家庭擁有電腦，而年收入為1萬美元的家庭中隻有10%擁有電腦。1998年，互聯網在全球擁有3000多萬的電腦使用者，而且人數還在不斷增加，據估計每月還會增加8%。在世紀之交，電腦使用者將超過2億。隨著社會的變化，富人似乎更能抓住機遇，而威脅則依舊對準窮人。
什麼是全球化
“全球化”這一術語隨處可見，但定義卻相當模糊。這不奇怪，因為這個概念有點複雜，它的意義得到企業家及許多專業人士——經濟學家，環境學家，律師，技術專家和社會學家的關注。對新聞媒體非常有影響的經濟學家，給出了相對狹窄的定義，僅將其與跨國企業的活動聯係起來。然而，這一術語涵蓋的內容應比國際貿易和生產力概念更加豐富。
掌握全球化概念的另一個方法就是應用外太空的思維方式。應用這種思維方式考慮問題時，要脫離地球對外層空間的影響，這時的重力有另外的含義。太空是無限的，無法知道它從哪兒開始，在哪兒結束，而僅有一些區分點；運動與靜止有巨大的不同，但從表麵上可能無法指出其不同之處。位置與距離可被看成是點到點之間的問題。
在地球上，噴氣式飛機和信息技術革命已克服了距離問題，外層太空成為了我們的鄰居。根據《經濟學家》（1995年9月30日）的觀點，距離的消失可能是影響21世紀上半葉社會的最重要的經濟力量——從悉尼發一份電子郵件或電子文件到紐約，就好像給隔壁打電話一樣。
全球化的影響是多維的，它對人類的智力、情感、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等諸方麵都產生了複雜的影響。經濟、工業技術的發展使得通信、社會活動、政治活動和人類活動在範圍和特點上都呈現出越來越國際化的趨勢。公司會像殼牌和麥當勞一樣向國際化發展，世界範圍的資本市場不斷增加，貨幣可以方便地跨國界交易。這意味著國際貿易水平的提高和國際法、國際政治的進步，也意味著工業結構的改進和價格競爭的加劇。同時，人們對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有了更多的認識。全球化對各個國家經濟的影響不斷增強。全球化正在成為描述使世界發生轉變的各種趨勢和力量的一個術語。雖然有些趨勢並非是最新的，如解除關稅壁壘，但它們比過去的影響更加廣泛、更加有力。正是多方麵的共同發展及其發展效果呈指數倍的增長，造就了地球村（互聯網）、全球大賣場、全球街及像《經濟學家》（1998年1月2日）雜誌封麵所描繪的那樣，全球同命運共悲喜，而且報紙上刊登的也都是對全球事件的報道（如全球災難及經濟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