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開新篇
紅色檔案·長征精神在貴州
作者：劉麗
轉折之城、會議之都，是遵義響當當的城市名片。徜徉於曆史長河中的遵義，因水土的涵養化育、人民的自強不息，更因那次載入史冊的重要會議對中國革命作出的特殊貢獻，而名揚四海、聲震天下。中國共產黨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選擇了遵義，具有曆史的必然性。遵義會議在危機時刻挽救中國紅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從此掀開了中國革命的輝煌新篇。
中共由此走向成熟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紅一方麵軍）強渡烏江，抵達遵義。為了總結第五次反“圍剿”在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集中全力解決當時困擾軍隊的軍事上及組織上的問題，在與共產國際失去電訊聯係的特殊情況下，根據黎平會議的決定，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義老城紅軍總司令部駐地（原黔軍第二師師長柏輝章公館）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陳雲、博古、王稼祥、劉少奇、鄧發、凱豐、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鄧小平等，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翻譯伍修權列席了會議。會議由博古主持，他首先在會上作了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在報告中博古極力為“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辯護，片麵強調反“圍剿”失敗的客觀原因。周恩來接著作副報告。接著張聞天作了批判“左”傾軍事路線的“反報告”。接下來，毛澤東在會上就長征以來各種困擾黨和紅軍的問題作了長篇發言，對錯誤的軍事路線作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評，並科學闡釋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構想。在毛澤東發言後，王稼祥接著發言。發言中他旗幟鮮明地支持張聞天的“反報告”和毛澤東的發言，批評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提出由毛澤東來指揮紅軍。
遵義會議開了3天，作出了四項決定：一是選舉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二是指定由張聞天起草決議，經常委審查後，發到支部討論；三是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四是取消過去的“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周恩來是黨內委托的在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遵義會議”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將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成功典範，它在極端危急的曆史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其彰顯的求真務實、堅定信念、顧全大局、獨立自主的精神，激勵和引領了奮戰於長征路上的無數革命誌士，克服重重困難，尋求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正確出路。遵義會議是黨的曆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它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
創建“新蘇區”
1934年5月至1936年1月期間，中國工農紅軍曾先後四次轉戰黔北，中共中央在黔北活動總計達三個月之久。中國共產黨及領導的工農紅軍在黔北地區播散下革命的火種，引領當地工農群眾攜手開展了一係列重大的政治活動和軍事鬥爭。
中央紅軍長征在遵義期間，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黎平會議”和“猴場會議”決議精神，開展了“創建以遵義為中心的新蘇區根據地”的革命活動。
初到遵義，紅軍就在人民群眾中散發了大量宣傳共產黨主張的文告，還深入街道、工廠、作坊、學校、農戶家中，開展廣泛的政治發動工作。紅軍戰士開展的一係列工作，喚起了黔北人民的政治覺醒，黔北各地呈現出前所未有的革命景象。緊緊依靠當地的群團組織，中央紅軍還積極發展社員，用開辦圖書室、書寫革命標語、傳唱革命歌曲等方式，廣泛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動員青年參加紅軍，發展壯大紅軍隊伍。據聶榮臻後來回憶，中央紅軍在占領遵義期間，遵義一帶的工農群眾踴躍參加紅軍，擴大了新兵三四千人。除此，積極籌建遵義縣革命委員會和革命團體的工作也在緊鑼密鼓的展開。中共中央在黔北地區先後成立了以遵義縣革命委員會為代表的6個縣級政權組織，44個區、鄉政權組織和40多個革命群團組織，這些政權組織及革命群團組織帶領黔北人民進行民主建政、組織革命武裝、打擊階級敵人、進行土地革命、執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政治法令等任務，對該地區的革命鬥爭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作者單位：省委黨史研究室責任編輯/尹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