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著，就活好它
職場風雲
作者：潘虹
潘虹，表演藝術家。她是首位登上《時代周刊》和開創電視廣告模特時代，並首任省級影協主席的華人藝人。
1968年，被打成“右派”的潘父服藥自殺。“反動派”不讓潘母進火葬場，命她劃清界限。潘母隻好委派當時年僅10歲的女兒潘虹去處理父親的後事。 —— 編者
右派的女兒
當我聽到爸爸死訊的時候，心裏就好像有一個結被鬆開了。我沒有哭。我平靜得不像他的女兒，甚至不像一個孩子。
作為一個二類右派的女兒，作為一個老是聽大人們悄悄議論著哪一個相熟的叔叔伯伯阿姨又沒了的10歲女孩，冥冥中早就知道自己的家總有破碎崩潰的那一天。
可是，盡管聽過那麼多的死亡，有過那麼多的準備，當死亡真正降臨在自己的身邊，發生在自己親人身上的時候，總會留下一些特別深刻的東西。
那個夜晚，煤氣爐的水壺上溫著一碗蛋炒飯，那是留給遲遲未歸的母親的。外婆帶著我和妹妹，誰也不敢問，可誰的心裏都有預感，一定有什麼事已經發生。
十一點多了，媽媽才回來。表情裏沒有什麼異樣，隻是肩頭已被屋外霏霏的冷雨淋濕了。
我端蛋炒飯給她吃，她動了動筷，就打發我去睡。我剛一轉身，她就對著外婆哭了。她說爸爸死了，是自殺。昨天，吃了過量的安眠藥，死了。她說她今天去了龍華火葬場，想最後看他一眼。她在雨裏站了很久，可他們不讓她進。他們要她劃清界限。
她回頭來對我說：明天我也不能去，你給你爸爸送點東西去好嗎？
“好的，媽媽。我去。你別哭了。”我回答得那麼冷靜，連今天的我回想起來都有些詫異。
“兩個大人”的默契
第二天一早，天還沒亮，媽媽就把我叫起床。
她打開爸爸的箱子，拿出套柞蠶絲的本白西服，一件白襯衣，一雙相拚皮鞋，一雙襪子，打成一個包袱，讓我帶去。她往我兜裏塞了30元錢，那是用來收爸爸骨灰的錢。
龍華火葬場的門口，全都是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全都和我一樣，手裏提著個包袱。沒有一個大人，隻有替他們的父親或母親來承擔一個結果的孩子們。
看門的老頭向我招招手，我默默遞上死亡通知單。
他進去了很久，終於出來了，第一句就問我有沒有給爸爸帶襪子。他說爸爸一個腳光著。我說帶了。
“胸前吐得一塌糊塗，吃藥死的，是不是？”他又問。我點點頭。
他停了停，又對我說：“回去不要告訴你媽媽，你爸爸的一個耳朵被撕下來一大半，掛在臉上呢。”
這一瞬間，我忽然覺得，爸爸死了，這是解脫。雖然那時的我根本還不懂得苦難的準確含義，也不懂得忍受苦難是一件多麼不易的事，但我的心裏對生和死就有了一種極具體的感覺。
這一刻，我懂事了。
我把錢遞給他。他拍拍我的頭，說：“回去聽話一點。”我點點頭。
我覺得，那種感覺，不像是一個老人在關照一個孩子什麼，倒像是兩個大人在達成一種默契。
獨自千裏送靈
父親的死給我的不是悲傷，而是悟性。
他的死，使我一下子超越了時代，超越了年齡，甚至超越了痛苦。但也就在那一刻，我徹底失去了我的童年。這樣一種生命層次的飛躍，使我比同齡的任何一個女孩子都更成熟。因為我知道，隻有照顧好自己，才能少給媽媽添麻煩。
於是，就有了一個10歲的小女孩，捧著她父親的骨灰盒，一個人坐硬席火車，從上海到哈爾濱，整整三天二夜。為的，是要替母親送父親回他的老家。
4月的哈爾濱，鬆花江還沒完全解凍。第一次出門，我什麼都不懂，但這條路我一定要走到底，一定要把爸爸送回家。
這些事都過去好多年了，從來沒有這樣詳細地記述過它們。今天不知怎麼的，全都湧上來了。大概是前兩天看了《辛德勒的名單》的緣故。
我一直覺得人的一生其實就考慮兩大問題，愛與恨，生與死。其他的一切問題都是依附在這兩大主題上的。尤其是生和死，它們的來與去，都由不得我們。我們隻好主宰生和死之間的那短短的一段時光。活著，就活好它。可是，一個人要活得有尊嚴，要死得有尊嚴，都不是那麼容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