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20多年的發展，中國已經湧現出一大批非常優秀的民營企業家，李海倉就是其中一位。
一年前，我到過海鑫，與李海倉作過深入的交談，感到他很有思想，對世界的鋼鐵工業研究較深，對海鑫未來的發展戰略有非常清晰的思路。
李海倉所在的聞喜縣我也比較熟悉，與該縣的書記、縣長及部分企業家都有密切交往。交往中我發現，當地人對李海倉都有很好的評價，無論在他去世以前，還是在他去世以後，人們對他的為人都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在山西這個地方，能出海鑫這樣大的企業，能出李海倉這樣的優秀企業家，除了李海倉本人的奮鬥之外，與當地良好的環境也是分不開的。我曾把聞喜縣稱為山西的溫州，在一個西部縣不僅產生了海鑫，也產生了一大批相當規模的民營企業。民營經濟在聞喜的經濟中已經達到80％以上的份額。因此，研究海鑫，首先應研究聞喜。
李海倉的去世，是中國民營企業的損失。我曾將中國的民營企業家稱為野生企業家。所謂野生，即主要是靠自己闖蕩出來的。如果把這批人列為一個階層，我看他們是中國最能幹的階層，最辛苦的階層，對中國社會貢獻最大的階層，當然，在中國社會也是爭議較多的階層。
之所以爭議多，除了少數人的財產來得不是很正，更多的還是來自人們對私有財產的傳統看法，來自根深蒂固的兩恨文化，即恨富人，恨能人。
早在五年以前我曾提出，對社會財產的觀察和劃分，不應隻看所有製，還應看其實際運用和最終歸宿。整個社會的財產不應隻分為公有和私有兩大塊，而應分為公有公用、公有私用、私有私用、私有公用四大塊。私有公用財產名義歸所有者所有，實際為社會公用，包括為社會提供就業崗位，為社會創造產品，為國家創造稅收。所有者並沒有消費這些財富，這財富對所有者來說，不是提供享受，而是增加責任。
李海倉的巨額財富主要是一座大鋼廠，這個鋼廠為7000多人提供了就業崗位，每年為社會提供了200多噸優質鋼，為聞喜縣創造了近一半的財政收入，即養活了半個聞喜縣政府，還為中央財政作了不小的貢獻。而為了管好這麼一個大工廠，李海倉本人要付出很大的艱辛。
李海倉的去世，也是中國鋼鐵行業的一大損失。中國鋼鐵行業麵臨兩大調整：一是所有製結構的調整，二是空間布局的調整。實踐證明，這種調整僅靠政府是不夠的。像德隆這樣的民營企業所主持的產業調整，其效率遠遠高於政府。因此，我跟李海倉曾說過，中國需要沒有冶金部的冶金部長。李海倉完全有能力擔當這樣的角色。當然，李海倉走了，我相信還會有其他人來承擔這一曆史使命。
本書的作者是一位資深的財經記者，對民營企業有過長時間的關注和報道，在深入采訪和掌握大量一手材料的基礎上，寫就此書，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在李海倉去世半年之際，出這麼一本書，對李海倉和他的企業作一次詳細的介紹很有必要。借此，我說這麼幾句話，也表示對李海倉的懷念。
鍾朋榮
2003年7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