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明倫從事文藝六十年”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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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一些介紹我的文章，往往出於好心，隱去鄙人“陰暗麵”，專講閃光點。仿佛是頭沐春光，腳踏錦繡，一帆風順走上劇壇。有的評論者，說我能寫戲是由於自幼唱戲，熟悉舞台；比較了解我者，則說是由於從小自修，熟悉詩文；更具眼光者，發現我是個“雜種”——藝人和書生集於一身，兼備兩種“童子功”……。以上各有道理，本人甘苦自知，補充“交代”：我之所以現在勉強能寫幾個劇本，原因是我很早以前就開始對戲劇，不！對人生保持了那麼一點“獨立思考”。
這個詞兒，近年已無貶義。可在三中全會之前，在十年浩劫之中，在批判《武訓傳》之後，“獨立思考”似乎是“腦後生了三根反骨”的近義詞，誰沾上誰倒黴！我就因此鑄成大錯，誤了前半生。
解放初期，我剛十歲，早已粉墨登場，小乖而已，絕非天才。隻有兩個優點：一是唱戲之餘總想看書，二是看書之間總愛聯想。例如演出《潘金蓮》，我扮鄆哥，台前賣梨兒，台後捧著郭老的《少年時代》，讀到少年沫若單戀嫂嫂，不禁與台前潘金蓮單戀小叔子掛上鉤來。異想天開，便去問我那搞編劇兼司鼓的父親：“潘金蓮如果遇上郭沫若，叔嫂關係又會怎麼樣？”這問題涉及政府偉人，嚇得謹小慎微的家父連忙製止。一頓臭罵使我沒法再問，隻好去“獨立”思考。據老師們說，我過早倒嗓，尖音一去不返，正是對這類問題“醒”得太早、想得太多的緣故。
性早熟無傷大雅，過早思索社會人生就危乎險哉。記得斯大林逝世，召開追悼會，奏起國際歌：“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沒有神仙皇帝……”我的童心略感悲愴，跟著老師們默哀。忽然，有人放聲幹嚎，像麻五娘哭喪的“調門”！有人當場昏倒，像皇帝駕崩，臣民昏厥的“身段”！有人跪地叩呼“斯大林萬歲”，竟與國際歌詞發生尖銳矛盾！我的小腦瓜裏迅速閃過一絲“獨立”思考——這不是做戲嗎？是表演啊！當時，肯定也有人和我一樣反感，但都比我世故，不像孩子有感必發。我忍不住破涕為笑，兩聲哈哈，大逆不道！一位身穿黃軍裝的“導演”厲聲斥責：“這娃娃沒有無產階級感情！”家父嚇壞了，事後揮拳便打，我拔腿就跑，父親窮追不舍，爺倆沿著劇場椅子兜圈兒……
現在回憶起來，我當時真不該笑，錯了。可有些老師同誌們那種“感情”是否屬於“無產階級”也須考證。中國的文盲藝人，對外國的斯大林缺乏深透了解，真情實感不多，悲戚則合度，昏倒則矯揉。那情景，與周總理逝世時，國遭大難，黨處危急，人民切膚之痛、由衷之悲大不相同！後者真實，前者虛假。幾千年遺留下來的封建觀念，建國初期變相繼承。一些信徒把馬列主義視為宗教，把蘇聯領袖供為佛祖，把追悼會開成近似迷信葬儀。不客氣地說，更有人趁機“表演”以示信徒虔誠，意在給領導留下可靠印象，為入黨入團創造階梯！難怪咱們後來大跳忠字舞，盲從的根子早在五十年代初期就開始培植了。
本人正因從小反感迷信，成年越發“思考”，所以屢罹文禍——一九五七年飽受批判，已夠“右派分子”水平，幸而未到公民年齡，戴不上帽子，罰往農村勞動三年。“四清”運動劃為四類，十年浩劫打入牛棚。棚內同犯此去彼來，時而“走資派”，時而“造反派”，反複變換階下囚和座上賓的位置。我則一派不沾，長期受審，各派統一定性曰：“魏明倫是死硬了的牛鬼蛇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