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仁見智
作者：梁文道
上海特大火災之後的第七天，數以萬計的上海市民自發走到火災現場，或者獻花，或者默哀。這群可愛的上海人不全是受害者家屬，他們隻是不忍同胞之殞命，遺屬之悲愴罷了。那天還有一支業餘人士組成的“上海城市交響樂團”，他們在現場演奏了舒伯特的《聖母頌》，得到網民一片好評。我注意到有些評論讚頌他們“有良心”甚至“有勇氣”，似乎他們幹了一件非比尋常的大事。既然公開致哀隻是人性使然，順著本性而為又怎能叫做“有勇氣”的表現呢？另一邊廂，南方廣州亞運現場，大火發生之後的三十多個小時，中國男籃的美籍主教練鄧華德在一場比賽之後如是說：“在我家鄉上海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我對那些在災難中遭到傷害的家庭表示最誠摯的祝福”，然後默默祈禱。媒體形容此事“出人意表”，因為第一個在亞運賽事中提議為上海火災默哀的竟然是位住在上海的美國人。同樣地，這回也有網民說，要為鄧華德的“良知和勇氣”致敬。
人皆有惻隱之心，何以這顆心表現出來的正常行動，卻成了一件需要勇氣的事呢？且看上海市民獻花那一幕，盡管最後場麵平和，負責維持秩序的警察和大批沉默的群眾相安無事。但那一天開頭卻有部分警員試圖製止市民，而且態度惡劣地喝問他們“是不是家屬”，仿佛不是家屬就沒有公開展現哀思的權利。在“上海城市交響樂團”成員取出樂器的當兒，更有警察命令他們不準奏樂，叫他們把東西收回去。至於廣州亞運，原來鄧華德事前曾向賽事組織者申請全體球員默哀一分鍾，隻是遭到“有關方麵”拒絕。正是這個“有關方麵”和那些不想讓市民獻花奏樂的警員，使得最符合人性本能的行動變成了“有勇氣”的行動。在這兩個相似的例子裏麵，主動展現哀傷的都是如你我一般的普通人，而試著製止他們的都是掌握權力的人。因此部分網民很容易就會推導出後者“沒有人性”的結論了，甚至進一步把它上升至“擁權者違反人性”的說法。
先來看看那些負責亞運籃球賽事的組織者，他們既不主動安排公開默哀，也不理會他人要求致意的申請，很可能是因為他們把亞運當成一件“盛事”。而“盛事”在當代中國的環境下幾乎和“喜事”是同義的，既然是喜事，又怎能在裏頭平添一股哀愁氣息呢？再看上海那些阻止市民獻花奏樂的警員，可以想像，他們接到的命令就是管理現場維持秩序。在他們的秩序觀念裏麵，任何市民接近或者進入現場都是對秩序的破壞。
不論來者是為了憑吊亡魂還是真的想要擾亂現場秩序，隻要上級沒有為他們作出有關區分，隻要上級沒有給過“應根據不同情況區別處理”的指令，他們就管不了這麼多了。即使良知告訴他們，老百姓和平獻花沒有什麼不對，他們也不敢輕舉妄動，因為他們不曉得回去之後會不會受到處分。
這就和那些不批準鄧華德致哀申請的亞運籃球賽事組織者一樣，他們隻知道上頭很看重亞運這場盛事（或者喜事），於是不敢肯定任何聯係到上海火災的行動會不會惹來上頭的不快。在我看來，要這些人本著良心去冒險是不公平的。假若他們也像鄧華德和數以萬計的上海市民一樣依循本能，不僅不阻止哀悼活動，甚至還協助大家——那就是我們所謂的“有人性”、“有勇氣”了，當然值得敬佩。不過就算他們按章辦事，不敢妄動，盡管有些可惜，卻也不應受到大家的苛責，因為懼怕犯錯同樣也是人性的一麵。
所以問題恐怕並不在於這些人“泯滅良心”，而在於他們的良知被框限了。有一個嚴密的框架圈定了他們的視野，使得一束鮮花看來和一個爆炸品一樣可怕，使得一分鍾的默哀就像是婚禮中的哭喪。正是這同一個框架的存在，才凸顯出“上海城市交響樂團”和鄧華德的人性與勇氣。要消除這個不合理的框架，方法不是讓他們的上級明令通報“市民和運動員可以為火災死者致哀”，而是給予他們更多靈活的空間，少一點“死命令”，少一點“政治任務”，讓他們舒張人性，就像常人一樣地能夠依照環境去判斷是非。沒錯，他們不是沒有人性，而是沒有本著人性去判斷的權利。今天的中國最需要的未必是更“人性化”的政令，而是更多的判斷空間。機器人也可以表現得很溫婉很親切，但是我們絕不會誤以為它是有人性的，因為機器人和人的最大區別並不在於後者更加溫婉更加親切，而在於人不用凡事聽從指令，他有足夠大的自主判斷空間。
【原載2010年12月2日《時代周報》】
題圖 ／ 被砍伐的心 ／ 納維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