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文選刊》杯首屆全國雜文大賽參賽作品選登
作者：蒼 耳
早年魯迅寫小說《狂人日記》時，華夏的精神病院或許還沒有罷，即使有也不會像現在這麼多，不然那“狂人”斷不會被關在一間黑屋子裏的。正因為此，當年的陳老五們、趙貴翁們尚不敢明目張膽、大叫大嚷地指斥某人為“狂人”或“精神病”。然而，隨著精神病院如雨後春筍般普及，陳老五、趙貴翁們也跟先前不一樣了，不是當上村長、副鎮長，便是當上所長、副局長之類，手中的權力也比早年膨脹了許多。其標誌之一便是，送精神病院成了他們解決棘手問題最幹淨、最省力的方式，想送誰進去就送誰進去！
不信請看下麵的事實：河南省開封市的江帆因反映家庭暴力而上訪，被鑒定為“偏執型精神病”，七年後才拿到證明其健康的鑒定書；甘肅省武山縣的孫雪琴（係化名）為討一份感情債上訪，被民政部門以患精神病為由，強行關進精神病院一年；湖北十堰市民彭寶泉、鄧複華因在上訪現場拍照，被當局關進精神病醫院；山東新泰農民孫法武赴京上訪，被鎮政府抓回並送進精神病院二十餘日，直到強令簽下“不再上訪保證書”後才獲釋……
有那麼多精神病院收治“狂人”，確乎顯出一點曆史的進步了。
但媒體最近又驚爆：河南省漯河市農民徐林東替殘疾人狀告鄉政府，竟被強行投進精神病院達六年半之久，“儼然是關了一隻雞鴨”！在這期間，徐林東被強製進行精神病“治療”：醫院給他打“氟呱啶醇”注射液，打完針後他的血壓升高到一百八十毫米汞柱，再打又升高到兩百毫米汞柱，時間長了，他出現扭轉痙攣、吞咽困難，並伴有口幹、視線模糊、乏力、便秘等症狀。因不堪強製治療之痛苦，“狂人”兩度逃跑，幾度自殺，並因此遭到五十次捆綁，五十五次電擊！可憐的上訪者，被公權力指鹿為馬成“狂人”，在虐擊下幾近崩潰，幾近癲狂。一介草民本屬弱勢，卻為更弱的殘疾人打抱不平，足見他比當代趙貴翁們不知要高尚多少倍。
《狂人日記》中的“狂人”未遭此靈肉折磨，難道不該感謝當時精神病院尚付闕如？倘魯迅地下有知，怎能不自感羞慚：小說再虛構，也遠不及現實來得更殘酷、更出人意料！至於那個叫福柯的法國老頭曾得出結論，認為精神病學被權力利用，即是“把醫學變成司法，把治療變成鎮壓。”倘福柯身在中國，多研究一點“癲狂與中國文明”之關係，恐怕還會有更深的發現罷。
那麼，究竟是誰賦予了當代趙貴翁們指鹿為馬的權力？想當年趙貴翁是用宗法權力將“狂人”關起來的；如今呢，與私有化進程相對應的是，公權力也越來越私化了。隻要掌控了一地之權，便成了一己之權，那兒也就成了鐵桶式的“家天下”。“他們豈但不肯改，而且早已布置；預備下一個瘋子的名目罩上我。將來吃了，不但太平無事，恐怕還會有人見情。佃戶說的大家吃了一個惡人，正是這方法。這是他們的老譜！”
人們不禁要問：中國各類精神病患者至少在兩千萬以上，而入院治療者隻占少數，不少“狂人”流落街頭，不少“狂人”造成人間慘劇，精神病院為何不去收治真“狂人”，卻來幹這種傷天害理的事？當徐林東三弟徐桂林提出讓其哥出院時，當即遭到副院長丁某的嚴辭拒絕：“家屬沒這個權利把他接走。他是通過鄉政府送過來的，你跟鄉政府協商，隻有鄉政府才有這個權力。”徐桂林問：“可鄉政府不是他直係親屬啊。”副院長答：“不是直係親屬，鄉政府也有這個權力，直係家屬沒有。”後來副院長一語道破“天機”：“因為徐林東反複去北京告狀，影響到了鄉政府，影響到了社會治安，所以才被送到了精神病院，這個事情隻有通過政府協商。”這個副院長滿口的“權力”，似乎她在捍衛什麼“公權力”，其實她跟副鄉長、副鎮長“也是一夥，喜歡吃人的”，她當然支持“公權力”吞噬“直係親屬”的“私權力”！隻有這樣，“公權力”才能被趙貴翁們“公”到極處。
“獅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至此我終於弄明白了：原來當年趙貴翁請來看脈的江湖郎中，就是那個“滿眼凶光”的“老頭子”的後代，如今都當上了精神病院的副院長，或者副主任醫師了。一位醫生對上訪者孫法武說：“我管你有沒有病，隻要是鎮政府送來的，我就按精神病來治。”一切都順理成章了。“公權力”一旦經過“私化”，便可以被兌換了，便可以與彼處被私化的“公權力”相勾結，將“飛蛾”們粘到同一張大網上麵。
奇怪的是，北大教授、司法鑒定室主任孫某，竟也公開宣稱：“老上訪專業戶，至少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精神有問題”，當代趙貴翁們總算找到一點“科學”依據了。不過，魯迅早看透了這一層：“‘海乙那’是狼的親眷，狼是狗的本家。前天趙家的狗，看我幾眼，可見它也同謀，早已接洽。”
插圖 ／ 暴力手段 ／羅德裏格斯·古斯塔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