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近4月下旬時，心情感到特別沉重。有時脾氣也顯得特別暴躁。根據經驗分析，每逢節日前都會判一批。複核案件也能回文結案一批。我的案子四個月了，不排除“五一勞動節”之前結案。現在是4個死刑複核，一個死緩複核案件，都是年前一審宣判的。一天晚飯後，幾個死刑犯扒在鐵欄杆上，隔著號喊話嘮嗑兒。王江說：“大宋，快回文了，你的案子能不能贏？”我說：“不好說，既然一審能下這麼大的力度，想改回來肯定很困難，再說被害人家的勢力在大興安嶺是有目共睹的。”之後，我反問：“王江，你的案子怎麼樣？”
王江說：“一點兒戲都沒有.。”
我問：“王金成怎麼樣？”
王金成說：“差不多能改過來。我打的是從犯，再有，我叔也不會看我笑話。”
“你叔是幹什麼的？”我問。
“是公安部部長助理。”他說。
我又問陳小平二審能不能給留口氣？小平說差不多，他老叔和家裏也都在找人。
從4月下旬到4月末，我每天都顯得煩躁不安，帶著鐐子在地下整天“嘩、嘩”地走。直到“五一勞動節”法院方麵沒有消息，才平穩了下來。但心裏有一種矛盾的想法。既盼著快點回結果，又擔心回結果仍維持原判。這種感受能把人給逼瘋了。我能買進酒來，大部分時間就是用酒精麻醉神經，耗時間。
6月26日，拘留的犯人傳過口信說：“明天要開公審大會。”當天下午，走廊裏就加了崗哨。看來，明天有執行死刑的了。加崗哨就意味著第二天有上刑場的了。
關鍵的時刻到了，如果挺過明天，我的案子就算贏，不管改多少。我心裏想。但這一夜我怎麼熬啊！幹脆，一醉方休。我從進看守所後，給各個監房買煙，剩了幾千元錢。這半年的等待與煎熬中，基本上都買酒喝了。晚上，天剛黑下來，正趕上洮南兵單班長值班。
“單班長，明天開公審大會吧。”我試探著問。
“是！”他點點頭。
我問：“我白天聽武警說四個死刑的，明天執行三個？”
單班長說：“小點聲，你自己心裏有底還擔心別人幹什麼？”
“心裏多少也有些發毛。“我又探話。
他說：“多此一舉。”單班長接著說：“一會領導肯定得來查崗。”臨走時告訴我別聲張。我點點頭。
朱佩金心裏挺沉重地問我：“有沒有你？”
我說：“聽他說話的意思，好像是和我沒關係。4個死刑，回來三個執行。陳小平也有希望。王金成如果他叔管他，也許能留口氣。他自己挺有把握的。這麼一整，我心裏到沒底了。”
朱佩金說：“他們誰也沒你希望大，把心放到肚子裏吧。”
這時，王江喊我：“大宋，明天咱們就上路了，唱幾首歌吧！”
我說：“唱吧。”於是，大家你一首我一首地唱了起來。幾個死刑犯傷感的歌聲，把整個看守所裏的押犯心情搞得非常沉重。沒有一句插嘴的。走廊裏前所未有的寂靜。幾個死刑犯唱了兩個小時才停下來。我實在唱不下去了，腦袋特亂。我不敢保證明天留下的那個真的就是我。
看守所裏恢複了平靜。我自己開始一個人喝悶酒。朱佩金不喝酒，突然想起，也要陪我喝幾口。他的心情我能理解。哥們之間處一場，也許明天就看不見了。但他這麼一整，把我的心到整得更毛了。沒想到這個時候，這麼敏感，已經變成了神經誌。心裏一個勁地安慰自己：“他也不知道誰能留下，沒出監號知道誰死誰活，把心放到肚裏。即使死的話，也要死得瀟灑、風光，男子漢嘛！”
兩瓶酒，朱佩金一共喝掉也不到四兩酒。剩下的酒我不知道自己都喝到哪兒去了，沒感覺到醉。“也許口太急了”我心裏想。喝完後，我蒙頭大睡，明天再說明天的。臨死也不能用不睡覺來折磨自己啊！
早晨，我是被說話聲吵醒的。先是看守所大鐵門打開的聲音，接著院子裏進來不少帶白手套的刑警。這時陳小平的母親和妹妹進院了，王江喊陳小平。 小平說：“是來看我宋哥的。”我沒有吱聲。
十分鍾左右，值班管教張喚進道子裏提人，我在鋪上正躺著。張喚走到我號門前喊：“宋振嶺，趕緊穿衣服，下地。”說完從裏麵號往外提人。
我急忙下地，讓號裏人等我走後，把我的衣服和書給我家拿出去就行。我也沒換衣服，心想：如果家裏來，一定會給我另拿衣服，等劈開鐐子再穿吧。”“我真後悔，等來等去，沒往外衝，現在晚了。”我心裏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