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光耀沒有辜負盧掊英的苦心，拿到了碩士研究生的學位。顧光耀為了表達對妻子的思念，寫下一本充滿深情的書《北國紅豆》，盧掊英做了加工和增補。盧培英是學文科的，多年來曾一直在國家和省一、二級刊物發表作品。經盧培英對作品的潤色，該書不但出版了，而且還拍成了電影，遺憾的是在大興安嶺首映時，二人已經雙雙離開了人世。
顧光耀是學經濟學的，當時正值改革開發初期。據說當時能達到他這種學曆的僅有四十幾人。顧光耀比較擅長動心機，為了達到出國深造的機會，百般討好，竟然隱瞞了已婚曆史，和教授的女兒處起了對象。這樣，僅兩個出國名額，顧光耀就得到了其中一個。在近兩年來，他曾多次通過書信與盧培英提出離婚，盧培英不同意。後來，盧培英提出，如果離婚也行，但必須以夫妻名義把她調回盧的家鄉上海，或北京也行。顧光耀怕已婚的事敗露，沒有答應盧的要求。1984年在出國前，他借到四平開學術交流會的機會，提前一天離校偷偷回到加格達奇，把盧培英約到了北山公園。在沒有達成離婚協議的前提下，顧用克絲鉗子連擊盧頭部數下，致盧死亡。盧死後，顧製造了一個先奸後殺、圖財害命的現場，將盧的頭卸下來，衣服扒光，生殖器割下掛在樹上，值錢的財物轉移走並埋掉。應該說，顧光耀是當代典型的陳世美。開庭時，盡管北師大的師生來保他，但婦聯僅以碎屍一個情節相控，致使顧光耀再生的可能性為零。在盧培英被害一周年的時候，顧光耀走上了刑場。
顧光耀執行死刑的那天清晨，我站在鐵路貨場的圍牆上，我對顧點了點頭，顧光耀對著我苦笑了一下，也點了點頭。沒想到今天，我卻坐在了他臨刑前的鋪頭上。
田忠說：“顧光耀槍斃，閆偉進來了，相差一年，閆偉槍斃了，年後，你又因為媳婦進來了。”“聽你的意思，下一個槍斃的應該就是我了？”我接過話問。田忠說：“沒那個意思，你多想了，就是你對象死了，你也沒死罪。我是說，這號裏進來的都和媳婦有關，有點兒邪！”
中午開飯的時候，每人一個窩頭、半盆菜湯，湯裏有幾塊土豆塊。我喝了幾口湯，窩頭我一口沒動。嗓子感覺疼得厲害，上牙床子全是水泡，一點兒食欲也沒有。田忠說：“不吃留著，什麼時候餓了再吃，剩下的明天泡糊糊粥喝。
號裏人說，晚上還是窩頭和菜湯，隻有星期六、星期日兩頓飯，一頓一個白麵饅頭
第三天，家裏給我送來了被、褥。號裏人分析說：“可能沒事了。”我問：“為什麼這麼說？”田忠說：“你家裏連換洗衣服一件都沒給你拿，隻是讓你暫時維持一下。”後來，我也體會到，在號裏的人由於了解外麵的事兒很少，往往通過家裏送東西來判斷。譬如說，下起訴了，意味著要判刑了，能不能判緩刑出去，判管製或拘役，通過看守員先告訴家裏給換套行李，多送點日用品，意思是準備讓我上勞改隊了。家裏明白的，沒給送，讓看守員轉告說：“你家裏沒給拿，讓你對付幾天吧。”這意味著家裏做的努力已經有了結果。
下午，看守員讓我在打飯口往“刑事拘留證”上簽名。田忠問我：你簽的是什麼票子？”我說：“是拘留票子。”田忠特意又問一句：“是‘刑事拘留證’還是‘行政拘留證’？”我說：“是刑事。”沒有涉足法律的人不了解兩證的區別。行政拘留是一般的治安處罰拘留，而刑事拘留意味著麵臨逮捕、判刑，號裏有句俗話叫做“十捕九判”，就是有十人逮捕，最少九個人必判刑，一個不判刑的，須經過檢察院做出不起訴的決定。也是說，不予追究刑事責任，或依法免除處罰情節的案件。按號裏人的經驗告訴我，幾天後簽逮捕票子時。讓我簽名的時候留意：是以過失傷害罪逮捕，還是以過失殺人罪逮捕的。因為辦案人不一定告訴你真相，怕你一時想不開，出問題。
果然，沒幾天，公安局預審科讓我簽逮捕證，認定的罪名是過失殺人罪。田忠說：“人已必死無疑，另外，按常規法律程序，檢察院批捕科針對案件是否應當逮捕，在逮捕前應提一次審，而檢察院沒走這個程序，說明人已死造成了嚴重的後果，提不提審沒有什麼出入。
為了進一步印證麗傑是否死亡，我通過看守所轉告我的家人，給我送換洗衣服。
次日，看守員送來的是一套嶄新的中山裝、一套新毛衣、毛褲，甚至內衣、內褲都是新的。顯然，這是結婚的物品，證明麗傑她去了！
我的淚水控製不住地流了下來。都說男兒有淚不輕彈，隻是未到傷情處。我小的時候，愛打仗，常惹禍。我的家教很嚴，父親每次把我吊起來、捆起來打，放下來時都不會走路了，但我從不流淚。二十年了，自打麗傑被槍致死的那天晚上至今，我的感情卻那麼的脆弱，淚水幾乎達到失控的程度。我從小到大，寧可別人欠我的，我不願意欠別人的人情。這一次，老天爺卻給我一悶棍，蒼天讓我欠下了麗傑一條人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