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在是辛苦，神經繃得像上滿了的發條一樣緊。2月15日那天下班時，廖友軍才到火化間的門口，突然一個趔趄重重摔倒在地。“當時腦袋裏一片空白，弄不清是怎麼回事。”他說：“等爬起來，才發現手掌摔開了一道口子，流了血，卻不怎麼痛，很奇怪。”
輕手輕腳抬放遺體，認真仔細揀裝骨灰，一點也不敢馬虎。雖然這樣加重了他的辛苦，但盡心維護逝者的尊嚴，讓逝者的親人獲得更多的慰藉，他覺得是職業的要求。
廖友軍在殯儀館最早的崗位是整容，第一次與“無言的人”麵對麵，他費了很大的勁才克服脊背直冒冷汗的恐懼。
沒有人比婦產科醫生見過更多的新生命誕生，也沒有人會比廖友軍他們看到過更多的生命涅槃。
“人生的價值是慢慢悟出來的。”廖友軍說，人生墜地沒有多大差別，但生命的終結各不相同。他為白發人送黑發人而悲傷，為小生命的不幸夭折而難過，為“死刑犯大多是青壯年男子”而歎息，為不幸慘死的逝者而落淚……冰災期間火化周澤華等因公殉職的四位烈士時，麵對冰天雪地裏川流不息前來悼念的人群，他激動得差點跟烈士們的親屬和同事一樣哭出聲來。“有的人死了讓人牽掛；有的人直到死了還被人詛咒。”
在到殯儀館上班前，廖友軍是福利企業長沙旭華儀表廠的工人，先幹調校，後幹總裝。他說：“除工作對象、性質不一樣之外，車間、班組甚至生產的概念在哪裏都差不多。”
“火化也同樣講成本，講節能減排。”廖友軍說，控煙效果差的話，殯儀館周邊的居民就會嚷嚷得格外凶。他說：“這都是燃燒不充分惹的禍。燃燒不充分有兩種情況：一是不旺，因為火力小，空氣供應少，或者遺體、隨葬品水分多了點；二是過旺，燃料供應過多，一時燒不過來，半路變成煙霧跑掉了。”控煙效果好的話，就能做到既環保，又省油，節約成本。
“火化工其實是一個技術含量比較高的工種。”廖友軍說，要做一個合格的火化工，必須跟設備磨合到位，要逐爐分析，多琢磨，積累經驗，根據爐膛冷熱、遺體狀況等不同情況施行火化，“真正做到了這些，才能做到最好。”
與儀表廠製作水電表不同的是，火化班每天是跟人打交道。喪戶看到廖友軍和他的同事那麼認真負責地對待自己逝去的親人，常常主動遞上一個“白包”或者一些煙酒，但每一次他都婉言謝絕。“人家痛失親人，已經是很大的損失了，再額外拿人家錢物，那不是雪上加霜？”
幾年前，一位姓喻的農村婦女一家六口人在一起車禍中四死一傷。在殯儀館辦完喪事後，原本家境貧寒的喻大姐才發現自己已經身無分文。廖友軍下班時順道用摩托車把她送到車站，還拿出50元錢給她做路費。第二天，他又按照喻大姐在火化單上填寫的住址，給她寄去了200元錢。喻大姐接連寄來3封感謝信，直到最後一封被殯儀館領導“截獲”，廖友軍的善舉才為人所知。
轉行做火化工時，廖友軍事先征得了父母、嶽父母和妻子的同意。畢竟，殯儀館是個事業單位，而且還有單位支持上大學進修的機會。“那時候女兒還沒出生，不可能征求她的意見。”廖友軍嗬嗬一笑說，乖巧的女兒隻要碰到需要填寫父親職業狀況的表格，都一律把他寫成“市民政局幹部”。
“可我從來沒有向她灌輸過殯葬職工低人一等的觀念，也沒教過她要在人前忌諱這個。”但大多數人忌諱跟從事殯葬行業的職工接觸，這幾乎是“國際慣例”。廖友軍說：“我理解和尊重社會對我們工作的看法，所以，除靜靜地微笑之外，一般不主動跟人打招呼、握手。春節時除父母、嶽父母外，絕不外出給人拜年，包括自己的兄弟姐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