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的自我調適與轉型
高端訪談
作者：郭為桂
新時期以來，隨著改革的深入和形勢的變化，黨的自我改革意識也日益自覺和深化。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形勢的發展、事業的開拓、人民的期待，都要求我們以改革創新精神全麵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全麵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新一屆黨中央主政之初所推行的“關於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係群眾的八項規定”以及當下正在開展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等，都表明中國共產黨正在以一場自我革命、自我淨化的革新運動，推動自身轉型，順應時代潮流，引領中國順利渡過現代化轉型的關鍵期和改革的深水區，最終實現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
對於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轉型以及自我調適，國際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教授有著深刻係統的思考。本刊就此專訪了鄭永年教授。
黨的改革是頂層設計的
重要內容
《領導文萃》：即將召開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倍受國內外各界關注，普遍認為這是一次謀劃中國改革頂層設計方案、推進改革全麵深化的重要會議。作為中國問題專家，您對這次會議有什麼期待？
鄭永年：中國改革開放事業進行了三十多年，現在到了一個關鍵階段。從過去幾年觀察，改革的動力不足，阻力加大，共識缺乏，人們的信心不足。新一屆中央開了個好頭，帶來一些新氣象，現在又在著手謀劃全麵深化改革的頂層設計。在我看來，這是順應時代需要、順應曆史潮流的大事，把這個大事謀劃好，就會使人們對中國的發展和現代轉型前景注入信心。
《領導文萃》：的確如此，改革的頂層設計過程實際上就是尋求共識的過程。那麼，在您看來，應該按什麼思路來謀劃好中國改革的頂層設計方案？
鄭永年：改革既然是全麵深化的，我覺得應該按照十八大提出的全麵建成小康社會“五位一體”的布局來整體設計，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和生態建設及體製改革，應該按既有總體統籌協調又有個別突破的思路來進行設計。除此之外，我覺得頂層設計能否成為現實改革方案的關鍵，是黨自身的改革創新。有一點非常明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的政治主體，黨的作為決定了國家的命運。
《領導文萃》：可不可以這麼說，中國共產黨自身的改革創新，或者說她的自我調適與轉型，本身就是頂層設計應該關注的重要內容？
鄭永年：正是這個意思。人們談論改革的頂層設計，多從改革的內容，或者多從經濟社會文化等體製改革的對象來說的，往往忽視改革者自身的改革。某種意義上，在中國特殊的國情下謀劃全麵改革，對改革者的改革，更為重要；甚至可以說，“改革改革者”是全麵改革的前提。談論改革的頂層設計，首要的是黨自身改革的頂層設計。中國共產黨是唯一的執政黨，是中國經濟社會整體轉型的媒介（agency），是中國模式的塑造者。中國經濟社會的轉型和黨本身的轉型是中國全麵改革緊密相關的兩個方麵。
《領導文萃》：從中共黨史來看，黨自身的調適與轉型不曾中斷過，尤其是改革開放時期，轉型的特性更為明顯。那麼，您是如何看待這一時期黨的轉型的？
鄭永年：的確，黨的轉型問題並非一個新課題。在我看來，我們應該從兩個層麵觀察黨的轉型，即轉型的方向和轉型的方式。我認為，在三十多年的改革中，中國共產黨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不僅表現在黨內部組織和意識形態方麵，而且也表現在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關係方麵。概括地說，在鄧小平和江澤民時代，中國共產黨已經從一個革命黨轉型到執政黨。這是改革開放時期共產黨的第一次轉型。本世紀以來，黨的領導層確定把共產黨執政能力問題定為議題。如何提高執政能力的問題實際上是黨的第二次轉型問題，即如何從一個側重於行政管理的政黨轉型成為一個用政治方法執政的政黨。
兩次轉型三種治國方式
《領導文萃》：您能不能具體談談中共的這兩次轉型的特點？
鄭永年：要解釋這兩次轉型特點，首先必須理解中共治國理政的三種方式。概括地說，中共治國理政有三種主要方式，一是革命的統治方式，二是科層官僚統治方式，也可以說是行政的統治方式，三是趨向於現代民主政治的治理方式。
什麼是革命式的統治方法？顧名思義，所謂革命，就是要對現存統治製度作一激進的變革。這一目標也就決定了黨的社會關係和黨內關係的特殊性。從社會關係方麵來說，所謂革命就是階級鬥爭，就是階級對階級的革命。階級革命必須通過政治動員來完成。表現在黨內運作方式，革命及其政治動員也在客觀上要求一個高度集權的政治權力結構。政治權力首先是從各社會政治團體向共產黨的集中，再從黨的下級向上級集中。
行政方法的重點是在維持現存體製的前提下來改造現存體製。從共產黨的社會關係層麵來看，大規模的政治動員不再出現。在革命方式下，黨特別是黨的領導人通過政治動員把自身和社會的支持力量結合在一起，而在行政方式下，黨及其領導人相對地把自身和社會力量分離開來，主要依靠黨內精英層，以相對獨立自治的方式對社會這一“物體”加以管理。從黨內的權力結構來看，集中性仍然是其主要特征。黨的優先目標是經濟發展，或者說通過經濟發展而執政，黨強調的是統治效率，是決策的有效性。
第三種統治方式也就是政治統治方式剛剛開始，還很難對其特征作概括，但是從現在發展的趨勢來看，可以看出幾點。首先，政治方法不是一些階級統治另外一些階級，而是階級的和解和利益的協調；它也不是現存的專業階層和技術官僚的統治，而是各個階層通過政治參與的統治。其次，政治方法下的政黨對社會來說是一種有限政治，即黨的權力空間會有所收縮，讓出一些空間給社會團體自治。再次，黨對政府的關係逐漸地從直接參與轉變為通過人大的間接參與。從黨內部的權力結構來說，因為容納了不同階級或者階層的利益，黨就需要發展黨內的民主機製，來表達、代表和協調不同階層的利益。權力的集中程度因此會大大減低，很多問題也因此會訴諸於政治討論而非等級權力而得到解決。
黨的第一次轉型的三個特點
《領導文萃》：請您談談黨的第一次轉型都有哪些特點？
鄭永年：黨從革命方法向行政方法的轉型，通過諸多方麵的努力而達成的，包括組織、意識形態、領導人更替方式的製度化等等。
我們先來看看組織層麵的轉型。行政治理的最主要特征就是技術官僚製度或者專家治國製度的出現。技術官僚製度作為一種治理製度，其特點主要表現在國家的管理者並非通過人民的選舉自下而上地產生，而是中國共產黨根據幹部的學曆背景、工作經曆等標準，通過任命製度自上而下地產生的，即所謂的專家治國。和老一代的革命家相比，技術官僚具有明顯的優勢。老一代革命家在觀察問題、解決問題時往往以意識形態為起點和標準，經常把一些原來並非屬於政治問題的事情政治化。而新崛起的技術官僚則有不同的行為方式。他們的主要特點就是更少地意識形態的傾向性。在觀察問題、解決問題時，是從專業知識的角度出發，遇到問題會實事求是，通過改革體製來求得問題的解決。這就是為什麼第三代領導更多地注重於機構的理性化，即從製度的操作層麵入手來推進國家的政治體製方麵的調整。這種做法決定了中國政治的漸進性和穩定性。當然，技術官僚產生不了較為積極的政治改革思想，守成有餘，創新不足。所以，辯證地看，向行政治理的轉型既有合理性，但也有其局限性。
《領導文萃》：這是您說的第一個特點，也就是從組織形態來說，向科層官僚製轉型。那麼，其他兩個特點呢？
鄭永年：第一次轉型的第二個特點就是意識形態的重建。黨有兩大主柱，一是組織，二是意識形態。我們可以把組織形容為黨的硬力量（hard power），而把意識形態形容為軟力量（soft power）。這兩方麵相輔相成，不僅支撐著黨，而且也支撐著整個國家的政治製度。
在毛澤東時代，中國所有的一切都被過分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在七十年代末期，中國共產黨正式宣布結束文化大革命後，實事求是（pragmatism）精神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主導改革的意識形態。意識形態開始從激進向平和轉型。意識形態要引導政黨甚至社會的發展方向。顯然，八十年代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已經少有這個功能。意識形態已經從指導政策的功能轉向論證政策的功能。
從毛澤東時代的過度意識形態化到意識形態淡化，在很大程度上不僅反映了社會大眾的心理需要，也反映了經濟發展的需要。實踐也表明，淡化意識形態對中國的發展具有正麵作用。但消極的後果也隨之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