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聯合國報告，全球難民總數已達5120萬，相當於整個韓國的人口。其中，難民1670萬人，境內流離失所者3330萬人，尋求庇護者120萬人。為二戰以來首次超過5000萬大關。
凱恩斯曾這樣談道20世紀初倫敦人的生活：「倫敦市民可以一邊躺在床上喝早茶，一邊用電話訂購全世界各地的各種產品，他可以同時把他的財富投資於世界任何地區的自然資源和新企業……隻要他想要，他就立刻可以獲得前往任何國家或地區的便宜而又舒適的交通工具，用不著護照或其他手續……最重要的是，他認為這種情況是正常的、穩定的和永久的。」
18世紀60年代開啟的工業革命，第一次實現了歐洲全球化的浪潮。到19世紀中期，鐵路已經遍布歐洲，大規模的歐洲乘客每時每刻都在跨越邊境，人們無須護照，在國家間自由穿行。最早采取這一原則的是以自由、平等、博愛為口號的法蘭西共和國，其在1861年取消了護照的發放，原因是認為「它有悖人享有自由遷徙流動權利的原則」。
在接下去的幾十年中，除了老舊的奧斯曼帝國和俄羅斯帝國還保留著外國人必須持護照的要求，大多數歐洲國家也都不再使用護照了。
那是因自由貿易而興盛的黃金時代。貨物在大洲和國家間往來，金融和貿易網絡興起，現代意義上的城市迅速崛起，人們天真地相信，這種寬鬆自由的浪潮會持續下去，並最終走向一個美好的新世界。
一戰毫無征兆的爆發結束了這種局麵。為了防止敵國間諜特務的滲透，或是阻止本國技術人才的外流，1914年，英國最先通過了《國籍與外國人地位法》。現代意義上的護照，開啟了阻隔人們在全球自由流動的功能。
1920年11月，當時的國聯主導在巴黎召開了一次有關護照、海關手續及聯運客票的國際會議，這次會議被認為是全球人口流動製度化的開端。各國協調了護照的形式，32頁的護照取代了此前使用的各種規格，其申請、審核、簽發、管理製度就此完善。
但這次會議並沒有提出強化護照、簽證製度，還建議國家間在尊重管轄權的前提下，在互惠條件下逐步取消這些製度以實現人口的自由流動。
但隨著國聯解體，二戰爆發以及冷戰對抗，巴黎會議的倡議也被曆史遺忘。二戰結束後，隨著國家主權意識的高漲，拒絕和允許他國國民入境，成為了一國行使主權的標誌之一。護照作為阻隔罪犯、不受歡迎者的要塞功能，前所未有地樹立起來了。
可是，人生而自由，天然擁有在地球上自由遷徙、旅行的權利。自由跨越邊境乃是一項基本的人權——至少，有許多人是這麼認為的。
美國人蓋瑞·戴維斯在1948年放棄了他的美國國籍，並創辦了非營利機構「世界組織」，這一組織隨後發放了50多萬本世界護照（World Passport），希望借此掙脫民族國家製度的枷鎖，而實現人類在全球自由移動的權利。
更有人希望，護照作為一種不幸之必要，有一天可以不再必需。
如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英國工黨政府外交大臣貝文（Ernest Bevin，1881-1951）曾說，希望有朝一日能從倫敦的維多利亞火車站坐上火車，無須護照便可前往世界任何一個角落。
對很多人來說，這一美好的想象並沒有多大的實際價值——無非是讓自己的旅行更便利些而已。可是對那些身處極權統治或者戰爭衝突地區的人民，通行自由的價值，卻昂貴如生命。
在那些關於二戰的電影裏，我們看到德國占領下的歐洲陷入黑暗，一張通往他國的簽證，就意味著一條生命，無數難民、流亡者、猶太人和反法西斯人士，「每個人都在等一張通行證」。而70多年過去了，這一幕仍然在世界各個角落不停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