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經濟理論證明，通過建立在個人選擇基礎上的資源有效配置，競爭經濟能夠獲得帕累托效率。不過，按照私有製經濟第一定理，這一結果的出現有賴於一個有效的、能反映市場真實供求的均衡價格體係的存在。在非貨幣的瓦爾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阿羅—德布魯（Arrow，1954；Debreu，1959）定理表明，在相當寬泛的假定條件下，這一價格體係是存在的。然而，盡管Warlras（1900）和Hicks（1935）均認為，貨幣也可與其它商品一樣，作為一種個人的選擇結果而進入一般均衡係統，但隨著人們對名義價格與真實價格區別的認識，以及預期等因素的引進，貨幣這種商品的特殊性很快引起了注意。人們發現，簡單的將貨幣等同於一般商品而引入一般均衡模型是過於草率的。
與實物貨幣體係不同，在無保證的現代紙幣信用體係下，貨幣的供應具有內生與外生的二重性。家庭、企業與商業銀行互動的信用擴張過程決定了貨幣的內生供求，而中央銀行在自身目標函數最大化的條件下的貨幣供給則相對具有較強的外生性。中央銀行在變動基礎貨幣的基礎上，通過商業銀行體係這一“加速器”而在更大幅度上決定了總量貨幣的供求。可見，基於貨幣的交易媒介和度量單位作用，中央銀行對市場價格信號的形成有著極大的影響，從而影響實體經濟的運行。
已有的理論表明，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有著不同的渠道。除一般的作為銀行負債方的貨幣渠道外，在IS-LM模型、交換的貨幣先行模型和效用函數中的貨幣模型等的框架體係內，利率是貨幣對實體經濟發揮作用的主要渠道。在這一渠道中，中央銀行的貨幣供給要麼是在價格粘性的條件下通過影響實際利率，進而影響投資或微觀主體的資產選擇來影響實體經濟；要麼是在考慮預期的條件下，貨幣供給通過影響人們未來的持幣成本而影響經濟中的貨幣需求，從而影響實體經濟。從銀行資產負債表結構來看，利率渠道均是通過影響銀行負債方的變動來完成的。但是，如果經濟中的金融資產存在著很強的異質性，或不同的借款人有著相當大的差異，以及銀行借貸存在較高的監控代理成本，那麼此時貨幣政策的另一渠道——信用渠道就會發揮重要作用。例如，在央行緊縮貨幣的條件下，如果銀行無法找到滿足存款準備金率的替代資產，而企業也無法從其他融資方式中彌補銀行貸款的減少，那麼貨幣政策就會通過信貸渠道發揮真實的作用。除利率與信貸渠道外，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彙率的自動調整也是影響貨幣政策的一個渠道。
與一般理論以成熟經濟體為對象的研究不同，轉軌時期的中國麵臨著特殊的經濟環境約束。事實上，無論何種渠道，貨幣政策的最終效果均要取決於微觀經濟主體行為對貨幣政策變動的反映，而這顯然與經濟主體所處的經濟環境密切相關。首先，從金融體係的變遷來看，轉軌時期中國的金融體係並非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自然演進結果，而是一個植根於計劃經濟體製的帶有較強外生性的特殊架構。其次，從價格機製形成來看，盡管30多年的改革使得市場機製已在中國的經濟資源配置中占據主導地位，但作為一般價格水平的利率與彙率仍遠未實現市場化。與此同時，諸多方麵的政府過度幹預也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經濟沿理想的標準模式運行的軌跡。顯而易見，這些特殊性的存在必然使得轉軌時期的中國貨幣政策，無論在作用渠道還是具體作用效果方麵均發生重大變異。因而，從中國的現實出發，對一個轉軌過程中的大國的貨幣政策效應進行理論上的檢討，與實證上的檢驗顯然具有現實必要性。
本書從四個方麵對上述問題展開論述。第一章至第三章探討轉軌時期的中國貨幣與產出的關係。在這一部分的研究中，貨幣政策通過貨幣供給變動影響真實產出的中間機製被忽略，而僅聚焦於作為銀行負債方的總量貨幣供給對產出的影響。其中，第一章主要是回顧已有的關於貨幣與產出的理論及實證的相關研究，目的是為後續的研究提供一個參照物並尋求理論支撐。第二章從已有的關於貨幣與產出理論的岐義出發，通過構造不同的計量模型，來驗證貨幣與產出關係的穩健性。第三章則從中國城鄉二元分割的事實出發，將結構性因素納入貨幣與產出關係的理論框架，利用貨幣長期非中性的計量含義，通過構建一個一般均衡模型和對計量模型進行實證，來深入揭示轉軌時期的中國產出與貨幣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