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買辦轉化為民族資本家
七十年代前買辦積累的資金有的變成外國的工業發展資金，更多的是在國內附股於洋商，成為對洋行在中國發展的有力支持。從官督商辦企業開始，由於有代表性的買辦的帶頭，把買辦階層所積累的巨額資金作為商本吸引到新起的官督商辦企業。然而官督商辦企業的失敗，從反麵教育了那些手裏掌握資金，謀求投資機會的人，他們變聰明了一些，堅決走商辦的道路。在這以後，我們看到成批的買辦轉化為民族資本家。在中國近代曆史中，買辦比地主、商人更早地轉化為民族資本家有其特定的曆史條件：第一，他們在較短的時期內積累了巨額的財富；第二，買辦職務使他們更具備經營新式企業的技術、能力和社會聯係；第三，他們深悉洋商企業“利市百倍”的內情，渴望獨立經營，謀取更大的利潤。
買辦一經轉化為民族資本家以後，現實的經濟利益決定他們自然要同外國資本發生矛盾，迫使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放棄買辦的立場。光緒二年和四年先後集資一百五十萬兩辦起了仁和水險公司及濟和水火險公司同外國保險公司爭衡的徐潤，已不是十五年前在寶順洋行任“華人頭目”替洋人“認真考查”業務的徐潤。同樣的，被洋行傾軋，最後破產倒閉的絲商胡光墉也不是當年代左宗棠大借外債時的外債經紀人的胡光墉了。唐廷樞經辦開平煤礦成功地在天津抵製了洋煤；鄭官應辦招商局引起了太古洋行的忌恨。所有這一切都清楚地證明，買辦一經轉化以後，他們所從事的事業並不是買辦生涯的繼續。
當然，不是所有的買辦都具有轉化的條件。有的買辦一頭紮在外國資本的懷裏，他們除了想把自己“轉化”為外國人以外，再也沒有其他的念頭了。英美煙公司的大買辦鄭伯昭就是一個典型。英美煙公司付給他的一部分經銷傭金是直接存在國外銀行的鄭伯昭戶內。對於鄭伯昭來說，從來就沒有一個什麼向民族資本轉化的問題。還有一些買辦雖然也自立門戶和牌號，形式上是獨立經營的，但是他們所經營的業務實際上是洋行業務的一部分。他們是洋行的外圍。如抗戰前，上海有二十幾家較大的絲號，絲棧，沒有一個企業主不兼職買辦。他們對外國資本有極大的依附性，這些人就其性質來說是買辦商人。他們的命運是同外國資本共榮枯的，要轉化很困難。家族世襲製也是買辦轉化的一個障礙。唐廷樞、席正甫、吳少卿、丁誌乾等這些著名的買辦都連續三代任怡和洋行、彙豐銀行、瑞記洋行、錦隆洋行的買辦。容良家族連續四代任香港麥加利銀行買辦，先後達半個多世紀之久。買辦世襲是把買辦當作一種特權繼承和傳遞下來，自然就堵塞了向非買辦轉化的可能。
買辦的轉化（轉出與轉進）是有條件的。條件不同轉化的方向和性質也就不同，這就造成了近代中國社會的複雜性。由此可見，在中國近代社會中，買辦作為資產階級的一個階層，具有很大的不穩定性。我們應該追蹤它的變化，如實地反映它衍生和轉化的動態，注意轉進與轉出的界限。因此不宜把買辦出身，但已確實轉化為民族資本家的人仍劃在買辦的範疇之內，把近代中國民族資本家對工業發展的貢獻歸之於買辦，從而把“中國工業化的先驅”的桂冠戴在買辦的頭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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