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正在與西班牙交戰，總統急切地希望得到有關情報。他認識到美國軍隊隻有和古巴的起義軍密切配合才能取得勝利。他需要掌握西班牙軍隊在島上的部署情況，包括士氣、軍官尤其是高級軍官的性格、古巴的地形、一年四季的路況，以及西班牙軍隊和起義軍及整個國家的醫療狀況、雙方裝備等等。除此之外，還希望了解在美國部隊集結期間，古巴起義軍需要什麼才能困住敵人，以及其他許多重要情報。
總統的命令就三個字，如同上校的回答一樣，幹脆果斷。當務之急就是找到把信送給加西亞的人。
一小時以後，時值中午，瓦格納上校通知我下午一點鍾到軍部去。到了軍部，上校什麼也沒說，帶我上了一駕馬車，車棚遮得嚴嚴實實的，看不清行駛的方向。車裏光線幽暗，空氣也很沉悶，上校首先打破了沉默，問道：“下一班去往牙買加的船何時出發呀？”
我遲疑了一分鍾，然後回答他：“一艘名為阿迪倫達克的輪船明天中午從紐約起航。”
“你能乘上這艘船嗎？”上校顯得很急切。
上校一向很幽默，我想他不過是在開玩笑，調節一下氣氛，於是半開玩笑地回答：“是的！”
“那麼就準備出發吧！”上校說。
馬車停在一棟房子前，我們一起走到大廳。上校走進裏麵的一間屋子，過了一會兒，他走到門口，招手讓我進去。在一張寬大的桌子背後，美國總統正坐在那裏。
“年輕人，”總統說，“我選派你去完成一項神聖的使命——把信送給加西亞將軍。他可能在古巴東部的一個地方等你。你必須把情報如期安全地送達，這事關美利堅合眾國的利益。”
這時候，我才認識到瓦格納上校並非開玩笑，活生生的事實擺在麵前，我的人生正麵臨著一次嚴峻的考驗。但是，一種軍人崇高的榮譽感充滿了我的胸膛，已經無法容納任何的猶豫和疑問。我靜靜地站立在那裏，從總統手中接過信——給加西亞將軍的信。
總統說完了以後，瓦格納上校補充說道：“這封信有我們想了解的一係列問題。除此之外，要避免攜帶任何可能暴露你身份的東西。曆史上有太多這樣的悲劇，我們沒有理由冒險。大陸軍的內森·黑爾、美墨戰爭中的裏奇中尉都是因為身上帶著情報而被捕的，不僅犧牲了生命，而且機密情報又被敵人破譯了。我們決不能失敗，一定要確保萬無一失。沒有人知道加西亞將軍在哪裏，你自己得想辦法去尋找他們，以後所有的事全靠你自己了。”
“下午就去做準備，”瓦格納上校緊接著補充說，“軍需官哈姆菲裏斯將送你到金斯敦上岸。之後，如果美國對西班牙宣戰，許多戰略計劃都將根據你發來的情報，否則我們將一無所從。這項任務全權交給你一個人去完成，你責無旁貸，必須把信交給加西亞。火車午夜離開，祝你好運！”
我和總統握手道別。
瓦格納上校送我出門時還在叮囑：“一定要把信送給加西亞！”我一邊忙著做準備，一邊考慮這項任務的艱巨性，我了解其責任重大而且複雜。現在戰爭還沒有爆發，甚至我出發時也不會爆發，到了牙買加之後仍不會有戰爭的跡象，但稍稍有閃失都會帶來無法挽回的後果。如果宣戰，我的任務反倒減輕了，盡管危險並沒有減少。
當這種情況出現時，當一個人的榮譽甚至他的生命處於極度的危險之中，服從命令是軍人的天職。軍人的命運掌握在國家的手中，但他的榮譽卻屬於自己。生命可以犧牲，榮譽卻不能喪失，更不能遭到蔑視。這一次，我無法按照任何人的指令行事，我得一個人負責把信送到加西亞的手中，並從那裏獲得寶貴的情報。
和總統及瓦格納上校的談話，我不清楚秘書是否記錄在案。但任務迫在眉睫，我已顧不了這麼多了，腦海裏一直在思考如何行動才能將信送給加西亞。
乘坐的火車中午12點零1分開車。我不禁想起一個古老的迷信，說星期五不宜出門。火車開車這天是星期六，但我出發時卻是星期五。我猜想這可能是命運有意安排的。但一想到自己肩負的重任，就無暇顧及那麼多了。於是，我的使命開始了。
牙買加是前往古巴的最佳途徑，而且我聽說在牙買加有一個古巴軍事聯絡處，或許從那裏可以找到一些加西亞將軍的消息。於是，我乘上了阿迪倫達克號，輪船準時起航，一路上風平浪靜。我盡量不和其他的乘客搭訕，沿途隻認識了一位電器工程師。他教會了我許多十分有趣的東西。由於我很少和其他乘客交流，他們就善意地給我起了一個綽號“冷漠的人”。
輪船進入古巴海域，我意識到了危險的存在。我身上帶有一些危險的文件，是美國政府寫給牙買加官方證明我身份的信函。如果輪船進入古巴海域前戰爭已經爆發，根據國際法，西班牙人肯定會上船搜查，並且逮捕我，當做戰犯來處理。而這艘英國船也會被扣押，盡管戰前它掛著一個中立國的國旗，從一個平靜的港口駛往一個中立國的港口。想到問題的嚴重性，我把文件藏到頭等艙的救生衣裏，看到船尾繞過海角才如釋重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