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譜有《毛澤東年譜》《周恩來年譜》《鄧小平年譜》《陳獨秀年譜》《劉少奇年譜：1898—1969）》《張聞天在1935—1938》《王明年譜》《博古文選·年譜》《彭德懷年譜》《彭雪楓年譜》《賀龍年譜》《孫毅將軍年譜：1904—1995》《丁玲年譜》《粟裕年譜》《惲代英年譜》《雪峰年譜》《張國燾年譜及言論》《張國燾傳記和年譜》等。
（四）書信與日記。書信和日記都屬具有私密性的第一手資料，其文獻價值十分獨特。戰爭年代特殊的條件，書信和日記保存下來的不多，出版者更少。在中共黨史發展中，也有一些外國人介入其中，他們親曆中共黨史並留下了日記，這些日記和中國共產黨人自身的日記不同，帶著全新的視角和不同的立場來觀察，或許他們對中國文化、中國人的行為方式理解不深，但有助於完整全麵地研究中共黨史。
比較典型的日記和書信有：《毛澤東書信選集》《左權將軍家書》《周恩來鄧穎超通信選集》《周恩來書信選集》《鄧穎超書信選集》《陳獨秀書信集》《吳玉章往來書信集》《胡喬木書信集》《胡風書信集》《楊尚昆日記》《謝覺哉日記》，肖鋒的《長征日記》《“戰略騎兵”的足跡》，童小鵬的《軍中日記（1935—1936）》《陳伯鈞日記（1933—1937）》《獨臂上將彭紹輝日記》《陳賡日記》《邵式平日記》《皮定均日記》《戰爭年代的日記》《佩劍將軍張克俠軍中日記》《王恩茂日記》（共五冊），（蘇）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記》《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美）托馬斯·阿瑟·畢森的《抗日戰爭前夜的延安之行》。
（五）紀實性文學作品集。這主要包括黨史人物傳記、文學史詩性作品，特別是一些紀實性的作品，多是革命經曆感懷或重大事件記述，具有很強的曆史資料價值。比如有《毛澤東傳》《張聞天傳》《王明評傳》《陳毅詩詞全集》，李石涵的《懷安詩選》和《懷安詩社詩選》《延安文藝叢書》《抗日戰爭時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據地文學運動資料》《延安文萃》等。
（六）其他文獻資料。比如一些國內當前未公開的、但可以查閱並部分轉抄的檔案，散存於國內民間的文獻，流散於境外海外的文獻，國民黨文獻中涉及延安時期的文件資料，等等。
三、老革命老幹部的口述曆史
口述曆史是借助音像手段，讓曆史參與者直接對曆史說話，在複原曆史方麵，有其他檔案、文獻資料無法替代的價值，可以使曆史更加鮮活、生動，對豐富曆史內容、弄清曆史真相、總結曆史經驗具有重要意義。延安曆史的當事人越來越少，大多已年老體衰，他們留給人們進行訪談的時間可以說是很有限的。如果對這項工作有所拖延，將會造成曆史性的遺憾和難以彌補的損失。所以要有“搶救”意識，應當在發現和確定訪問主題後盡快付諸實施。抓緊訪談、搶救曆史資料，已成為一項刻不容緩的任務。
由於各口述者視角不一樣，觀察事件的重點有差別，乃至接觸同一個人的時間、環境差異，留下的印象都不一樣，同時延安十三年距離今天已有60多年，口述者年高體弱、記憶力衰退，有的甚至產生了記憶障礙或紊亂，或者其他種種原因，所談內容可能會有訛誤不實之處。因此，存於他們記憶中的活的曆史，需要我們花時間和精力來挖掘、搶救，同時，收集口述曆史資料時，最好參照被訪者的記錄、筆記，或公諸報刊文章的親曆、親聞。被訪者的記錄、筆記中也不乏獨家發布的珍聞秘事，生動活潑的細節記載，以及入木三分的真知灼見。所以，將口述資料與文字資料、實物資料進行對照，加以甄別，會大大提高文獻資料的可靠性。
主要代表書籍有：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主持的《浦江之畔憶延安》，對居住在上海、經曆過延安時期的健在的老革命、老幹部進行了搶救性采訪，留下了大量寶貴的音像資料和文字史料，對研究延安時期黨史具有獨特價值。目前，中國延安幹部學院啟動了《口述曆史——延安的紅色歲月》采訪和製作項目，該項目利用現代傳媒手段，通過采訪健在的延安時期老革命、老幹部，收集散落於他們手中的革命文物、文獻和圖片，力求以鮮活生動的曆史細節，再現黨在延安時期的重大曆史事件和重大決策，從另一個視角反映我們黨在延安時期的光輝曆程及其培育形成的偉大延安精神的實質和特征。○
責任編輯 冷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