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高度評價與經常運用《西遊記》
毛澤東是很熟悉、重視《西遊記》的，並時常做到學以致用。幾十年間，他對這部書作了不少精辟的評述。在他所寫的文字和談話、報告，甚至在詩詞裏，與書中的故事和角色形象都分別有很好的剪裁、穿插，恰當的比喻、應用。比如《西遊記》彙集了我國元明大量的民間俗語，“世上無難事，隻怕有心人”，“好馬不吃回頭草”等，我們經常能在他的文字、語言中發現這些。從這本《西遊記》毛澤東評點本中，我們已經非常深刻而生動地了解了這一點。毛澤東真是把古典文學小說讀活了！
他對《西遊記》這部古典名著給予了高度評價；並能客觀、公正、準確地看待這部名著中的那些主要人物；且時常會在工作或生活中，精要地運用其中的那些精彩語句或經典事件。
1、高度評價《西遊記》
1951年6月6日，毛澤東審閱、修改了《人民日報》社論《正確地使用祖國的語言，為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鬥爭》。文中稱：“我們的語言經曆過多少千年的演變和考驗，一般地說來，是豐富的，精練的。我國曆史上的文化和思想界的領導人物一貫地重視語言的選擇和使用，並且產生過許多善於使用語言的巨匠，如散文家孟子、莊子、荀子、司馬遷、韓愈等，詩人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關漢卿、王實甫等，小說家《水滸傳》作者施耐庵、《三國演義》作者羅貫中、《西遊記》作者吳承恩、《儒林外史》作者吳敬梓、《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等。他們的著作是保存我國曆代語言（嚴格地說，是漢語）的寶庫，特別是白話小說，現在仍舊在人民群眾中保持著深刻的影響。”（《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新華出版社1983年版，第405—406頁。）
1954年，據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湯沛回憶：“一次吃飯時，主席對我們說：‘你們這些學醫學的，不能光看醫學書籍，要多看些其他書籍。’並進一步教導我們：‘我們中國人要關心祖國的優秀文化遺產，一定要精讀《紅樓夢》、《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等名著。’主席興趣所至，在餐桌上深入淺出地給我們講解這些書中的某些片斷和情節以及它們的意義。周末的晚餐桌上成了他老人家考試我們的場所。當然這也是我們增長知識的場所。”（《中華兒女》1995年第9期，第12頁。）
1954年，毛澤東讀1954年2月號《人民文學》上發表的一篇題為《＜西遊記＞劄記》的長篇論文（即張天翼的《＜西遊記＞劄記·關於題材、主題和作者的態度》），並根據該文的一個重要觀點，進一步發揮道：“不讀第七回以後的章節，不足以總結農民起義的規律和經驗教訓。”（江東然：《博覽群書的毛澤東》，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269頁。）
1957年3月，毛澤東在一次幹部會議上，在談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時，又再次談到神話和鬼神戲。他說，戲劇中妖魔鬼怪不要搞太多。搞那麼一點，可以見見世麵，見識那個封建時代遺留下來的藝術化的意識形態。這跟神話不同，比如《大鬧天宮》是大家讚成的，沒有哪個反對。還有什麼《劈山救母》、《水漫金山》、《斷橋》之類，這些都是神話，也沒有哪個反對。不要因為出了一些妖魔鬼怪的東西就著急，不要用行政命令來禁止。同誌們！不要誤會我在這裏提倡妖魔鬼怪，我不是提倡這個東西，而是想消滅它，而消滅的辦法，要讓它出現，讓社會上大家公評，總有一天它會要慢慢喪失，要逐步改造的。（王興國：《毛澤東與佛教》，書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03頁。）
《大鬧天宮》，劇目名，演《西遊記》前七回孫悟空故事，從第一回石猴出世，到後來自稱美猴王、拜師學藝、大鬧東海、大鬧閻羅殿、上天當弼馬溫、自稱齊天大聖、蟠桃會偷桃醉酒、大鬧天宮、八卦爐中煉成火眼金睛，最後被如來佛收降壓在五行山下。《劈山救母》，劇目名，演沉香持神斧劈華山救母故事。《水漫金山》、《斷橋》，劇目名，為《白蛇傳》折子戲。
1962年，毛澤東讀《繪圖增像西遊記》第二十八回《花果山群妖聚義，黑鬆林三藏逢魔》：“大聖分付眾猴，把那山上的碎石頭搬將起來堆著。教小的們都往洞內藏躲，讓老孫作法。那大聖上山看處，隻見那南半邊鼓響鑼鳴，閃出有千餘人馬，都架著鷹犬，持著刀槍，奔上他的山來。大聖心中大怒，即撚訣念咒，往那巽地上吸了一口氣，吹將去，便是一陣狂風。那碎石乘風亂飛亂舞，可憐把那些人馬一個個打得血染屍橫。大聖鼓掌大笑道：‘快活！快活！自從歸順唐僧，他每每勸我道：千日行善，善猶不足；一日行惡，惡常有餘。此言果然不差。我跟著他，打殺幾個妖精，他就怪我行凶。今日來家，卻結果了這許多性命。’遂叫眾猴出來，把那死人衣服剝來穿著，馬皮剝來做靴，弓箭槍刀拿來操演武藝，將那雜色旗號拆洗，總鬥做一麵彩旗，上寫著‘重修花果山，複整水簾洞，齊天大聖’十四字。豎起杆，逐日招魔聚怪，積草屯糧。他的人情又大，手段又高，便去四海龍王借些甘霖仙水，把山清青了。仍栽花種樹，逍遙自在，樂業安居不題。”
批語：“‘千日行善，善猶不足；一日行惡，惡常有餘。’鄉願思想也。孫悟空的思想與此相反，他是不信這些的，即是說作者吳承恩不信這些。他的行善，即是除惡。他的除惡，即是行善。所謂‘此言果然不差’，便是這樣認識的。”（《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73—75頁。）
相關內容與文字，見《西遊記》第十八回。關於善惡觀，毛澤東早於1956年9月27日在接見外賓的談話中就說過：“現在我們把未來理想想得很美，可是未來到來時，人們會感到不滿意，一萬年以後社會上還有善惡，無惡即無善。”（見《毛澤東的文藝美學活動》，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2、正確看待《西遊記》中的人物
1938年4月初的一天，那是個晴朗的上午，毛澤東在延安城外一個傍山的曠場裏接見了抗日軍政大學全校師生2000多人。毛澤東在講話的最後，進一步指示要大家努力學習和掌握“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
他對這3條指示作了具體的闡述，還引用了中國古典小說《西遊記》中的人物作譬喻說：唐僧這個人，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經，遭受了九九八十一難，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堅定不移的。但他也有缺點：麻痹，警惕性不高，敵人換個花樣就不認識了。豬八戒有許多缺點，但有一個優點，就是艱苦。臭柿胡同就是他拱開的。孫猴子很靈活，很機智，但他最大的缺點是方向不堅定，三心二意。毛澤東還特地提到了那匹白馬，說：你們別小看了那匹小白龍馬，它不圖名，不為利，埋頭苦幹，把唐僧一直馱到西天，把經取了回來，這是一種樸素、踏實的作風，是值得我們學習的。（牛克倫：《熔爐》，《回憶毛主席》，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45—246頁。）這一段話就精要概括評價了《西遊記》裏的幾位主要角色唐僧、孫悟空、豬八戒、白龍馬的優點、缺點。
“臭柿胡同”，見《西遊記》第六十七回：“行者與八戒一齊趕來，忽聞得汙穢之氣逼人，乃是七絕山稀柿衕也。”
毛澤東評價最多的，自然是《西遊記》中的第一大角色——孫悟空。他完全是該小說中虛構的一個神話人物。
1928年5月，據楊得誌回憶，在井岡山的慶祝紅四軍成立大會上，當朱德講完話後，“毛澤東才站起來，用濃重的湖南口音論述了兩軍會師的重大意義，指出光明的前途，特別強調發動群眾，依靠群眾，建立和發展革命根據地。他打著有力的手勢，講了個孫悟空的故事，說我們要學習孫悟空的本領，上天入地，變化多端，大鬧天宮，推翻反動統治和整個舊社會。那時，我是入伍幾個月的新兵，還不能完全理解他話中的深刻含義，但他講的故事和比喻我卻印象極深。在我們軍隊還弱小的年代，在遊擊戰爭的年月裏，我曾不止一次用它激勵自己和所領導的部隊。至今，他當時的形象仍如在眼前。”（紀猗、鍾村：《上將交往錄》，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7頁。）
“孫悟空大鬧天宮”，見《西遊記》第五回《亂蟠桃大聖偷丹，反天宮諸神捉怪》等多處。
1937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為抗日軍政大學師生作報告。他說：“孫猴子大鬧天宮，把天兵天將打個落花流水。我們要學孫悟空，大鬧反動統治者的天空……”（《憶董老》（即董必武）第二輯，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6頁。）
1937年8月，毛澤東在論述矛盾的互相轉化時，分析了許多中國古代的神話故事。他說：“神話中的許多變化，例如《山海經》中所說的‘誇父追日’，《淮南子》中所說的‘羿射九日’，《西遊記》中所說的孫悟空‘七十二變’和《聊齋誌異》中的許多鬼狐變人的故事等等，這種神話中所說的矛盾的互相變化，乃是無數複雜的現實矛盾的互相轉化對於人們所引起的一種幼稚的、想像的、主觀幻想的變化，並不是具體的矛盾所表現出來的具體的變化。”（《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330—331頁。）
孫悟空有“七十二變”，是他當初在師傅那裏學到的功夫。見《西遊記》第二回《悟徹菩提真妙理，斷魔歸本合元神》等多處。
1942年9月7日，毛澤東為延安《解放日報》寫的社論《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裏指出，精兵簡政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他說：“目前根據地的情況已經要求我們褪去冬衣，穿起夏服，以便輕輕快快地同敵人作鬥爭，我們卻還是一身臃腫，頭重腳輕，很不適於作戰。若說：何以對付敵人的龐大機構呢？那就有孫行者對付鐵扇公主為例。鐵扇公主雖然是一個厲害的妖精，孫行者卻化為一個小蟲鑽進鐵扇公主的心髒裏，去把她戰敗了。柳宗元曾經描寫過的‘黔驢之技’，也是一個很好的教訓。一個龐然大物的驢子跑進貴州去了，貴州的小老虎見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後來，大驢子還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們八路軍新四軍是孫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辦法對付這個日本妖精或日本驢子的。目前我們須得變一變，把我們的身體變得小些，但是變得更加紮實些，我們就會變成無敵的了。”（《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882—883頁。）
“孫行者化小蟲”，見《西遊記》第五十九回《唐三藏路阻火焰山，孫行者一調芭蕉扇》。
1949年3月5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中指出，我們正在準備和南京反動政府進行談判。“我們既然允許談判，就要準備在談判成功以後許多麻煩事情的到來，就要準備一副清醒的頭腦去對付對方采用孫行者鑽進鐵扇公主肚子裏興妖作怪的政策。隻要我們精神上有了充分的準備，我們就可以戰勝任何興妖作怪的孫行者。”（《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36頁。）
1949年12月，毛澤東在蘇聯看望正在養病的中共中央書記任弼時。他說：“要緊的是抓經濟，改善人民生活，定了方向，關鍵是人才。要選派人來學。要提倡唐僧西天取經精神，多出些孫猴子，少些唐僧的‘愚’氣。”（《文藝報》1990年12月15日。）
1956年，毛澤東讀到了刊登於《西南文藝》雜誌該年2月號的論文《試論＜西遊記＞的主題思想》（作者董思高）。作者認為，此作品“借神佛妖魔諷刺揶揄當時的時代，反映了封建社會的醜惡本質。借孫悟空這個英雄形象，反映了在封建統治者壓迫下的中國人民，在階級鬥爭中，堅持反抗，在生活鬥爭中，征服自然、克服困難的偉大的創造能力”。毛澤東讀後，在這段話下麵劃了著重線，有的地方還劃了兩道，表明他是重視這個分析的。（江東然：《博覽群書的毛澤東》，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268頁。）
1957年，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講話的提綱中指出：“馬克思主義是和它的敵[對]思想作鬥爭發展起來。曆史上的香花在開始幾乎均被認[為]毒草，而毒草卻長期[被]認為香花，香毒難分。馬、列、達爾文、哥白尼、伽利略、耶穌、路德、孔子、孫中山、共產黨、孫行者、薛仁貴。”（《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312—313頁。）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第十一次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在談到雙百方針時，他說，很多東西在開始出現的時候，許多新生事物，在舊社會幾乎都是被打擊的。接著他舉了許多例子，其中不僅有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哥白尼的學說和達爾文的進化論，而且談到了孔子、耶穌和釋迦牟尼。他說，佛教怎麼樣？釋迦牟尼怎麼樣？也是經過那麼一個過程，受壓迫，社會不承認。孫行者為什麼被封為“弼馬溫”？把孫悟空封為弼馬溫就是不承認他。他自己封號、自己對自己評價、自己的鑒定是叫“齊天大聖”。玉皇大帝給他鑒定搞他一個弼馬溫，就是說是毒草。（王興國：《毛澤東與佛教》，書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02頁。）
1957年3月8日，毛澤東同文藝界談到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什麼都不怕的時候，告訴人們：“孫悟空這個人自然有蠻厲害的個人英雄主義，自我評價是齊天大聖，而且他的傲來國的群眾——猴子們都擁護。”玉皇大帝不公平，隻封孫悟空作“弼馬溫”，所以他就大鬧天宮，“反對官僚主義”。（屈小強：《＜西遊記＞中的懸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3頁。）
1957年5月12日，毛澤東在北京會見阿爾巴尼亞外賓。當話題轉向談有關上帝的問題時，他說：中國也有上帝，就是玉皇大帝。他的官僚主義很厲害。兩千年前，有個最革命的孫猴子反對過他專製。這個猴王雖發生不少困難，像列寧被抓去了一樣被玉皇大帝抓了去，後來他又逃了出來，大鬧一番。玉皇大帝是很專製的，像蔣介石一樣……帝國主義一定會被打倒。孫行者很多的，就是人民。（屈小強：《＜西遊記＞中的懸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3—344頁。）
“被玉皇大帝抓了去”，見《西遊記》第六回《觀音赴會問原因，小聖施威降大聖》。
1957年7月，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談到對地、富、反革命摘了帽子的，要調皮再給戴上時說，唐僧這個集團，豬八戒較簡單可以原諒，孫悟空沒有緊箍咒不行。（王興國：《毛澤東與佛教》，書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05頁。）
1958年3月中旬，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說，“七屆二中全會對社會主義問題是講清楚了的，當時沒有公開講，直到1953年才講，原因是抗美援朝、恢複經濟、土地改革，但是做的百分之八十是社會主義的，百分之二十是半社會主義的。當時不講，有個策略問題。例如孫行者、糖衣炮彈，這些不好公開講。”（李銳：《“大躍進”經曆記》，遠東出版社1996年版，第185頁。）
1958年4月6日，毛澤東在武漢召開會議。他說：“學習馬列主義要破除迷信，不要以為隻有外國人才能學好。我看，我們看外國人是外國人，外國人看我們也是外國人。我們是不是神仙？我們看地球以外的人是神仙，外星球的人看我們也是神仙。要有股幹勁，要有股氣。氣不能少，氣是統帥，氣就是思想。凡是講問題都要講思想，我們有些同誌隻是專心於量，說話就是數目字，不講思想，不要學蘇聯那些院士。對當前問題要注意。孫行者是無法無天的，他是反教條主義的；豬八戒一輩子是個自由主義者，有修正主義，想脫黨；唐僧是伯恩斯坦。”（李銳：《“大躍進”經曆記》，遠東出版社1996年版，第289頁。）
1964年1月，毛澤東在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中說：同修正主義鬥爭的轉折點是1963年7月14日蘇共公開信對中國的攻擊。“從那時起，我們就像孫悟空大鬧天宮一樣。我們丟掉了天條！記住，永遠不要把天條看得太重了，我們必須走自己的革命道路。”又說，在同蘇聯的這場爭論中，“我做的事很少，我隻有幾首詩。除此之外，我沒有其他的個人武器。”（屈小強：《＜西遊記＞中的懸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6頁。）
1966年3月，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夕說，我曆來主張，凡中央機關做壞事，我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各地要多出些孫悟空，大鬧天宮。（王興國：《毛澤東與佛教》，書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頁。）
1966年3月30日，毛澤東在上海西郊的一次談話中說：“要把十八層獄統統打破。孫悟空鬧天宮，你是站在孫悟空一邊，還是站在天兵天將、玉皇大帝一邊？”“如果中央出修正主義，地方要造反。”“要支持小將，保護孫悟空。”（屈小強：《＜西遊記＞中的懸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7頁。）
1966年4月中旬，毛澤東在浙江杭州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他告訴劉少奇，要批判彭真的錯誤。毛澤東在會上說：“曆史教訓並不是人人都引以為戒的。這是階級鬥爭的規律，是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的。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號召地方起來反他們，叫孫悟空大鬧天宮，並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現象是看得見的，本質是隱蔽的。本質也會通過現象表現出來。”（圖們、孔第：《共和國最大冤案》，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9頁。）
毛岸青、邵華夫婦在《回憶爸爸勤奮讀書和練習書法》一文中也表示：“爸爸同我們談論過《西遊記》，十分讚賞孫悟空敢作敢為，勇於同各種妖魔鬼怪作鬥爭的性格，說孫悟空敢於違背唐僧的千日行善，善猶不足；一日行惡，惡常有餘的觀點。”（屈小強：《＜西遊記＞中的懸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8頁。）
其次是對唐三藏（玄奘）。小說《西遊記》中的唐僧，與曆史上的玄奘並不完全一樣。
1939年3月15日上午，毛澤東在延安城西北的鳳凰山腳下的住所院子裏，接見了包括柯棣華大夫在內的印度援華醫療隊成員。據巴蘇回憶：毛澤東在交談時說，在古代，佛陀傳揚恢弘的教義，保佑普天下之太平無恙。現在印度醫療隊來到中國，是來傳播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團結友誼的。在談到這些話題時，他還講了一本著名的書中所描寫的唐僧在傳奇式的猴王的幫助下，克服重重困難，跋山涉水，曆盡艱辛，到印度朝聖取經的有趣故事。（《毛澤東交往錄》，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2—383頁。）
1945年9月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又遇見了劉仲容，劉仲容是國民黨桂係的幕僚。抗戰前夕，他成為桂係與中國共產黨秘密往來的聯絡人。自1937年他在延安與毛澤東相識後，思想變化很大。毛澤東在紅岩村與劉仲容促膝交談。劉仲容對國共談判表示擔心，認為談判即使達成協議，蔣介石也會撕毀。毛澤東笑了笑，風趣而樂觀地說：“唐僧去西天取經，還要經受九九八十一難；我們要爭取和平，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得來，也需要唐僧那種百折不回、堅定不移的信念。和平總是可以實現的。問題在於，現在抗戰勝利了，但是中國民主力量發展不快，還沒有足夠的力量來阻止反動派發動內戰的陰謀，這是值得研究的一個問題。”他望著劉仲容，臉上漾出鼓勵的微笑，“國民黨內部進步力量也在增長和發展，你們組織的‘小民革’，就幹得很好嘛。在目前反動派還很強大的情況下，更應該鑽進臭殼子（指國民黨）裏去，去抵製和抵消反動力量，不要怕別人說你們是國民黨，不要怕臭。孫悟空也鑽進鐵扇公主的肚子裏造反嘛！”說著，他伸出手往前劃了一個弧（即模擬孫悟空鑽進鐵扇公主的肚子裏），聲情並茂，饒有風趣。（吳黔生、高保華、李新樂：《肝膽相照》，軍事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238頁。）
唐僧取經“九九八十一難”，見《西遊記》第九十九回《九九數完魔滅盡，三三行滿道歸根》。
1953年2月7日，毛澤東在全國政協第一屆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上說：“我們這個民族，從來就是接受外國的優良文化的。我們的唐三藏法師，萬裏長征，比後代困難得多，去西方印度取經。”（陳晉：《毛澤東的文化性格》，中國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197頁。）
1957年10月9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的講話提綱中，在談到“振作精神，下苦功學習”時，舉了7個中外曆史人物例子，他們是：蕭楚女、齊白石、高爾基、玄奘、惠能、梁鴻、富蘭克林。（《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595頁。）
惠能，即慧能（638—713），唐朝高僧，出身窮苦，為禪宗“南宗”開山之祖，有《六祖壇經》。梁鴻，東漢初隱士，傳說中的梁鴻孟光夫婦“舉案齊眉”。
1962年10月，毛澤東在中南海，沿著豐澤園中彎彎曲曲的小徑在散步。他在冥思苦想：中印兩國都是文明古國，從古代起就開始了文化交流，唐僧西天取經成為婦孺皆知的故事。幾年前被世界稱道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印度還是提議國之一嘛！那麼尼赫魯（時任印度總理）為什麼非要侵占我們的土地，非要挑起邊界事端不可呢？（雷英夫、陳先義：《統帥部參謀的追懷》，江蘇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第222頁。）
不久後，毛澤東在西山軍事會議（對印作戰決策）聽完時任外交部長陳毅介紹了中印邊界爭端的前後經過後，又引經據典地追述了中印兩國曆史上的交往，從唐玄奘取經說到貞觀二十二年的中印之戰，還說到了1398年帖木兒侵略印度。（《喜馬拉雅山的雪》，上海《報刊文摘》雜誌1992年1月28日。）
“貞觀二十二年中印之戰”，指公元648年，唐將王玄策以吐蕃、泥婆羅兵大破中天竺，俘國王等12000人。“帖木兒侵略印度”，指帖木兒帝國軍隊攻入印度，陷德裏，大掠五日。
第三是對曆史上的釋迦牟尼。他與小說《西遊記》中的如來並不一樣。
1952年，毛澤東對西藏政府上層人物，善於運用佛教始祖的事例來啟發教育他們。他說：“釋迦牟尼也是貴族，是個王子，但他和人民一起搞改革，得到人民的擁護，因而人民就紀念他。”（《人民日報》1977年9月23日。）
1955年3月8日，毛澤東在同西藏的達賴喇嘛談話時說：“我們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國、把世界搞好，佛教教義就有這個思想。佛教的創始人釋迦牟尼主張普度眾生，是代表當時在印度受壓迫的人講話。為了免除眾生的痛苦，他不當王子，出家創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們共產黨人合作，在為眾生即人民群眾解除壓迫的痛苦這一點上是共同的。”（陳晉：《毛澤東和中國佛道教》，《瞭望》雜誌1993年第8—9期。）
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在說到從古以來，創新思想、立新學派的人，都是學問不足的年輕人時，再次舉了釋迦牟尼、玄奘、慧能等人的例子。他說，釋迦牟尼19歲創佛教，學問是後來慢慢學來的。關於釋迦牟尼出家的年齡，曆來有兩說，一說19歲，一說29歲。（王興國：《毛澤東與佛教》，書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05頁。）
1958年5月8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作第一次講話，主要是講破除迷信問題。在講到自古以來，很多學者、發明家創立新學派開始都是年輕人時說：“釋迦牟尼創立佛教，也是青年時候的事，不過十幾二十歲，他是印度當時一個被壓迫民族的王子。（李銳：《“大躍進”經曆記》，遠東出版社1996年版，第289頁。）
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的講話提綱列有如下古今中外人物：甘羅、賈誼、劉項、韓信、釋迦、顏子、紅娘、荀灌娘、白袍小將、嶽飛、王勃、李賀、李世民、羅士信、杜伏威、馬克思、列寧、周瑜、孔明、孫策、王弼、安眠藥[發]明者、青黴素[發]明者、達爾文、楊振寧、李政道、郝建秀、聶耳、哪吒、蘭陵王。他在講話中列舉了這些人的事例後，說：舉這麼多例子，目的就是說明青年人是要戰勝老年人，學問少的人可以打倒學問多的人，不要為大學問家所嚇倒。要敢想，敢說，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說，不敢做。（《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
其中，甘羅是戰國末秦國大臣，12歲出使趙國。賈誼（前200—前168）是西漢官員，20歲任博士，寫有《過秦論》、《治安策》等名篇。劉項即劉邦、項羽。韓信（？—前196），西漢初軍事家。顏子即顏回，孔子最得意的門生。紅娘是元雜劇《西廂記》中的人物。荀灌娘是東晉官員荀菘小女，年13歲殺出敵圍，求請援軍成功。白袍小將即薛仁貴。嶽飛（1103—1142），南宋初將領，以抗金著名。王勃（650—676），初唐詩人，相傳17歲寫《滕王閣序》。李賀（790—816），唐朝中期詩人。羅士信，隋末參加農民軍，14歲就統兵作戰。杜伏威（？—624），隋末農民起義首領，相傳16歲就統率萬人作戰。周瑜（175—210），東漢末孫權部將，33歲指揮赤壁之戰。孔明（181—234），即諸葛亮，三國蜀漢大臣。孫策（175—200），東漢末據江東六郡。時年26歲。王弼，魏晉時期哲學家，20歲左右注解《易經》和《莊子》。蘭陵王即高長恭，南北朝北齊貴族，少年英雄，勇冠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