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一恢複，財源滾滾來
有數據表明：66％的溫州人關心政治，其中91％的商人關心政治。從性別角度來講，男性為69％，女性為62％；從學曆角度看，大專及以上學曆為76％，高中及以下學曆為59％。這樣的結果或許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在外人的眼裏，溫州人無非是一群精明的生意人，似乎與天下大事沾不著邊兒。其實溫州人關心政治要從怕政治說起，正因為溫州人曆史上受到過很多來自政治上的打擊，所以他們才認識到充分了解政治，使自己“合理合法”的重要性——這當然是好事而不是壞事。誠然，溫州人所關心的政治多是其外延，帶有極強的功利和實用主義色彩，往往是從經濟角度考慮政治。
正因為溫州人有關心政治、了解政治的傳統，因此他們在自身的商業活動中，往往以政治為準繩。調查顯示，60％的溫州經營者因為某項國家政策的出台或政策提示，放棄或更有信心地作某項投資。
可以這樣說，溫州人就如同一群緊盯著獵物的獵人，一旦政策發生變化，賺錢的機遇來臨之時，就會毫不猶豫地出擊，總能在別人尚未涉足的領域，賺得盆滿鍋滿。因為他們堅信，沒人的地方，水草最豐美，回報最豐厚。這個規律顯然適用於開采政治礦藏。
1977年在中國的曆史上也是值得書寫的一筆，因為就在這一年，國家正式恢複了高考。溫州人也從這一令人振奮的消息中動起了賺錢的念頭。溫州金鄉就有一位姓許的老漢率先從中發現了商機，他先在腦子裏撥起了算盤珠子，很快就描繪出了一幅喜人的場景。
許老漢腦子裏的算式是這樣開列的：首次高招人數不會太多，但按全國招收40萬學生計算，就是一項大生意，大得足以辦起一個廠。一人一枚校徽，全國就要40萬個，在校的教職工也有十多萬。校徽加起來就是50萬個，一個賣上兩毛五，就有125萬元的進項。12萬元，在那個年頭，對於一個家庭，可以說是一筆驚人的財富。藍圖雖大，還要靠一步步落實，但溫州人從來都是想得到做得到的，許老漢也是說幹就幹。於是他揣了點盤纏就出了門，到全國各地高校招生辦公室索要簡章，還用照相機拍了各校的校牌，然後設計出了校徽圖案，剩下的事便是向全國各大高校發出合作函。
雖然事情並不像許老漢想的那樣簡單，但他的收獲也不少。據說當時杭州一所名牌高校的辦公室主任正為幾千枚新生的校徽發愁，恰巧就看到了來自溫州金鄉的信函，打開時看到的正是他求之不得的校徽設計圖。設計美觀，設計稿上的校牌字體也無誤，價格更是便宜，他沒有理由拒絕，於是欣然回函，確定了此事。
美國海陸空三軍的軍徽也是溫州製造
許老漢從新聞報紙中“嗅”出大生意，這一招教會了不少的父老鄉親。成功的嚐試極大地鼓舞了溫州人走出家門，開始了走南闖北的推銷生涯。這些年來，無論是小平逝世、香港回歸、江澤民訪美……大膽的溫州人甚至把訂製紀念章的業務信直接寄到了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外交部，而且溫州金鄉的徽章業務已經開展到了美國的海陸空三軍，甚至到了聯合國。
也許你不相信，但是這是千真萬確的，創造這一係列事跡的人就是“徽章大王”陳加樞。
１９５８年出生在溫州金鄉鎮一個農民家裏的陳加樞，因為家境貧寒，１５歲時，高中沒有畢業就不得不輟學，進了金鄉鎮一家五金廠做了名學徒工。１９７５年秋，陳加樞應征入伍，在鐵道兵部隊當了一名文藝兵。１９８０年，陳加樞退伍回家時，看到生產徽章的作坊比較多，便也打算去跑徽章業務。
隻用了一個星期的時間，跑了趟山西，花了100來塊錢，結果就接到了7 000多元的訂單。這之後，陳加樞在家鄉幹起了用榔槌做校徽的活。幹了幾年的手工作坊之後，一心想要做大的陳加樞在1983年，和四個好友合股，辦起了金鄉徽章廠。
起初，陳加樞為了打開自己的銷路，創出自己的牌子，就花大本錢，跑到大上海，在一家大酒店搞了一個“徽章秀”，吸引了眾多媒體和廠家的關注。廠子的名聲大振，訂單也源源不斷地從各地寄來，但是因為管理上的混亂，廠子不但沒有盈利，反而還虧損了十幾萬元。
麵對這種困境，股東們都坐不住了，開始打起了退堂鼓。這時，陳加樞站了出來，他對大家說：“你們都不要的話，我要，廠子虧的幾十萬債務都由我負責。”陳加樞一直相信：有風險才會有利潤。就這樣，陳加樞大膽地接管了整個金鄉徽章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