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小企業的發展麵臨著艱巨的挑戰。總的來講，中小企業由於受到規模的限製，企業創新能力有限，國際化資源匱乏，而支持企業成長的融資能力不足。內部競爭力的缺乏迫使中小企業從外部獲得其發展所必需的各類經濟資源和能力。因此，中小企業對所處地方生產係統的依賴程度要普遍高於大型企業。20世紀後半葉，產業區經濟在意大利的艾米利亞—羅馬涅等七個大區（又稱“第三意大利”）的發展經驗表明，產業集聚區域的社會經濟網絡可以使中小企業獲得強大的國際競爭力。
一、社會經濟網絡的定義
意大利素有“中小企業王國”的美稱。經合組織（OECD）的統計資料顯示，意大利近99%的製造業企業的雇員人數在100人以下，93%的企業雇員數不足20人。中小企業彼此密切協作，形成近200個空間分散、但在同一區位內又高度集中的企業集群型產業區。這些專業化產業區主要生產傳統消費品，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意大利的經濟騰飛做出了巨大貢獻。
產業集聚是產業組織發展的一種高級形態。在“第三意大利”，中小企業在集聚區域形成了以產品生產“分包製”為基礎的協作型競爭關係。集聚區域本身不但是受市場機製引導、眾多企業構成的經濟網絡，也是各種經濟行為體通過社會聯係而組成的社會網絡的地理載體。經濟網絡與社會網絡相互交織，衍生出集聚區域所特有的“亞文化”（subculture）。美國學者邁克爾·波特就曾指出：“外國企業並非和某一家產業區企業進行競爭，也不是與一組企業競爭，而是與整個產業區文化進行競爭”。
由此可見，社會經濟網絡實際上是產業集聚區域依托各類社會關係，尤其是非正式的人際關係而形成的介於市場和等級製的企業間的中間組織形態，其經濟表現是企業根據“價值鏈”環節開展的勞動分工和公共部門的外部性創造，而其社會意義則在於為企業的發展提供了必需的社會資本。
二、社會經濟網絡的作用
（一）實現“彈性專精”生產方式
社會經濟網絡對產業集聚區域地方生產係統的最直接影響是促進中小企業間勞動分工、生產專業化製度的確立。這種分工的依據是不同企業在“價值鏈”環節上開展經濟活動的能力。
波特將企業在“價值鏈”上的活動分為“基本活動”和“支持性活動”。前者指與產品生產直接相關的經濟活動，而後者則是起輔助作用的活動。在一個企業眾多的“價值鏈”活動中，並非每一個環節都能創造價值；那些真正創造價值的活動是價值鏈的戰略環節。企業分工的一個原則就是將戰略環節留在本企業內部，而將非戰略環節放到企業邊界以外，依靠“分包製”從經濟網絡中獲得。
在“第三意大利”的專業化產業區，從產品的生產結構考察，在垂直方向上，存在著處於不同生產階段的企業間的合作供應關係，強調的是企業間的分工、協作。在該產品的同一生產階段的水平方向上，則存在著不同的供應企業，而這些企業正在進行著激烈的競爭。不同的企業及其上遊產品供應商、下遊產品分銷商和最終用戶共同構築了邊際報酬遞增的產業區“價值係統”，形成產業區的整體規模經濟。
企業間的分工協作使下遊企業獲得了靈活多樣、具有成本優勢的產品組合，實現了“彈性專精”（flexible specialization）生產方式。對於生產最終產品的中小企業而言，這種生產方式不僅帶來成本優勢，而且大幅縮短企業的交貨時間，減少了庫存積壓，同時在客戶的單位訂貨量較小的情況下，也可以實現產品差異性。在薩斯索洛產業區，利用二次焙燒工藝生產瓷磚的過程被分解為7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有專業生產企業。為了滿足高端市場的特殊需求，最終產品生產企業可根據客戶要求的圖樣、色澤，在完成二次焙燒工序後，對製成品進行再加工。
但是，這種以“分包製”為基礎的經濟網絡也存在較高的經營風險。在彼此緊密聯係的生產過程中，某些企業的有限理性或機會主義選擇所造成的破壞不但會使企業的“價值鏈”斷裂，還使集聚區域的整個“價值係統”受到衝擊。
企業間地理距離靠近並不能有效地抑製企業作為追求私利的“經濟人”的非理性行為。集聚區域經濟網絡的運行離不開企業間的誠信機製，而誠信則來自該區域企業的社會“根植性”（embed-dedness）。這種根植性使社會網絡得以在很大程度上遏製了企業潛在的違約行為，成為保證經濟網絡正常運行的穩定器。
社會網絡的穩定作用首先得益於產業區內的“單一文化”。產業區是一個相對狹小的區域，區域內的社區居民有著相似或完全相同的宗教信仰、文化傳統和商業價值觀。人們尊重企業家才能，推崇商業冒險和公平競爭，反對欺詐、違規行為，特別注重商業信譽。這些商業價值觀已經得到區內企業的普遍認同。另外，社區內廣泛存在的人際關係使信息不對稱的特性得到局部的糾正。具有決策能力的私營企業主之間的相識使企業違約的成本過於高昂，因為某個企業一次失信行為就可能導致其喪失本產業區內的所有業務渠道。再有，隨著產業區外向型經濟的發展，很多區內企業在區外甚至國外都擁有廣泛的業務關係，構成格蘭諾維持所謂的“弱聯係”（weak tie）。這種弱聯係具有使信息傳播速度快、傳輸範圍廣的特征，企業的違約成本被進一步加大。
以誠信為基礎的企業關係具有三個特征：（1）社會網絡中的企業願意從事有風險的合作，而不用擔心對方的機會主義行為；（2）企業可以重新組織相互關係，而不用擔心對方報複；（3）為了實現共同的利益目標，企業願意作為一個整體采取集體行動。
由此可見，產業區誠信機製的實質是一種被製度化的商業價值觀。這種價值觀對中小企業等經濟行為體起到了有效的規範、約束作用。它不是一種普遍化的道德倫理，也並非某個社會集團所刻意設計的製度產物，而是由經濟行為所根植的社會網絡自我生成的。
（二）建立技術創新擴散機製
產業集聚區域企業的技術創新活動主要圍繞新產品開發、生產設備及製造工藝的研製和改進而展開，必要時還會對產業組織進行調整。同時，創新活動還延伸到規劃、設計新的產品營銷策略和獲取新的經濟資源，尤其是信息資源。“第三意大利”的專業化產業區擁有獨特的“三位一體”區域創新模式。
首先，關鍵性技術突破多由產業區內的核心企業承擔，核心企業也由此成為產業區的“技術極”。核心企業的經營規模並不一定很大，它們本身也是一個曆史發展、積累的過程。核心企業所具有的共同特征是企業創新性投資能力強、創新活動積極且效果顯著。另外，核心企業主要依靠本企業的創新資源實現關鍵技術的突破，但有時也通過收購其他企業，將這些企業的創新資源內部化以實現跨越式發展。
其次，公共科研機構為產業區的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技術支持。在意大利，此類機構包括政府資助的各類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職業培訓學校。公共科研機構從事技術創新的目的是提高整個產業區的技術水平和創新能力。該機構開發的技術具有應用範圍廣、實用性強的特點，可以滿足中小企業的需要，為產業區建立技術外部性。一旦掌握了這些技術，產業區企業就可以避免低水平的重複開發工作，能夠在較高起點上從事獨立研發。
最後，商業性中介服務機構幫助公共科研機構為產業區開發具有外部性的關鍵技術，使中小企業獨立創新的能力得到提高。在此類中介機構中，最具意大利特色的是各類“真實服務中心”。盡管這些中心自身不具備創新能力，但它們具有出色的組織協調能力，能切實把握本產業區中小企業的實際技術需求。在進行充分的市場調研的基礎上，真實服務中心協助公共科研機構確立能夠帶來技術外部性的研發項目，技術成果可使區內企業普遍受益。
中小企業獨立開展技術創新的能力有限，因此，產業集聚區域的技術創新擴散機製對於中小企業而言，至少與企業自身的創新活動同等重要。
在產業區，技術創新成果通過正式和非正式兩條渠道進行擴散。前者包括核心企業通過產品分包對其他企業提供的技術支持、公共科研機構創造的技術外部性、企業間以市場交易方式進行的技術成果轉讓。後者指企業員工的日常交際或人員在企業間的流動所帶來的技術傳播。企業間的技術擴散並不是政府直接幹預的結果，而是企業的自願行為。值得注意的是，產業區企業間存在著激烈的競爭，技術擴散可能為創新企業樹立強有力的競爭對手。
產業區企業能夠自覺地將技術創新成果與其他企業分享，得益於區內企業對產業區整體形象和專業產品的集體認同，以及由此產生的製約企業行為的規範的存在。認同和規範是產業集聚區域社會經濟網絡運行的結果。
企業間認同的形成首先來自產業區依靠技術創新而獲得的商業成功。根據統計，20世紀末，占世界產品市場份額10%以上的“第三意大利”的產業區就有近10個。產業區的商業成功幫助區內企業樹立了搏擊國際市場的信心和強烈的歸屬感。為此，貝卡蒂尼指出：“正如阿林·楊格模型所揭示的那樣，產業集聚區域實現產品更新、升級的能力越強，生產專業化程度越高，集聚區域就越能維持企業對它的集體認同”。